卡车司机女儿假装名媛骗过纽约无数名人富豪，出狱后，她还觉得自己很成功……

来自：澳洲第一传媒 0 0 202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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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当安娜·戴维（Anna Delvey）来到纽约时，没人怀疑她的超级富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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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长住在五星级酒店11 Howard，那里可以俯瞰整个纽约市；身穿高级定制服装，房间里摆卖豪华品和限量版手提包。

她出手非常阔绰，简直像是恨不得把钱扔掉一样，连小费都是较低一百美元地给。

礼宾员、Uber司机、服务员，见者有份。在酒店里，安娜就是女王，她只要一出现，所有人都会“呼啦”一下子冲上去为她服务。

“见过蕾哈娜出场的样子吗？安娜出现时就是那样的。” 礼宾员娜芙塔利·戴维斯（Neffatari Davis）在《纽约》杂志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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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芙塔利是安娜最喜欢的工作人员，经常给她小费、礼物。她还邀请娜芙塔利一起参加自己的私教课，看她气喘吁吁，专门为她花了4500美元买课。

这女孩真有钱。她的钱哪来的？

“我爸爸是德国的石油大亨，他经营着从俄罗斯到德国的石油生意。”安娜很轻松地说，父母给她准备了一个6000万欧元的信托基金，等她到26岁时才能用。日常开支则靠海外银行电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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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由听上去很合理，安娜有着欧洲口音，明显是外国人。虽然没听说过德国有哪个叫戴维的家族特别有钱，但这可能是因为美国人孤陋寡闻。在纽约出现后，安娜就迫不及待地进入社交圈。

据纽约品牌总监汤米·萨利赫（Tommy Saleh）说，安娜一直是欧美社交圈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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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安娜在巴黎时尚杂志《Purple》当实习生时，她就能和杂志主编奥利维尔·扎姆（Olivier Zahm）一起参加巴黎时装周的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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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瑞典艺术家安德烈·萨拉瓦（Andre Saraiva）的关系也很好，两人有过合照。

“全球很好的派对她都参加过。她每次都主动自我介绍，人又甜美、礼貌。很快，其他人会和她成为朋友，一起出去玩。” 萨利赫在《纽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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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安娜的具体背景，只知道她在全球各地飞来飞去，出席各种上流社会派对。

在纽约，安娜也办起豪华晚宴，艺术家、运动员、公司高管，甚至还有明星参加。
有天晚上，娜芙塔利看到童年偶像麦考利·库尔金（Macaulay Culkin）也出席，激动得手都不知道怎么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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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安娜并不是来纽约当名媛的，她说，自己是来这里做事业的。

她很喜欢艺术，想在纽约建一个艺术俱乐部。这个计划本来是要和男朋友一起做的（她的男友是科技名人，曾参加过TED演讲），但两人在2016年分道扬镳，男友去阿联酋，她只好独自来纽约。

靠着盛名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的儿子的关系，安娜找到纽约地标性建筑，“教堂宣教所”（Church Missions House）的租用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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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栋占地45000平方英尺，足有6层楼的建筑位于派克大街一角，外形古香古色，附近人流量也大。

卡拉特拉瓦告诉她，他能帮她保下教堂宣教所的租用权。安娜计划把它建成一个“动态视觉艺术中心”，让自己喜欢的艺术家设计快闪店，还打算在里面建三家餐厅、一家果汁吧和一家德国面包店。

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大于安娜以往任何一项支出：她需要大约2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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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道安娜准备拿下教堂宣教所后，纽约社交圈的下巴都惊掉了。一方面是安娜太年轻，25岁的小姑娘就能做这种大项目？另一方面，他们再次感叹安娜家的背景深不可测，实力超群。

不过，安娜说，因为她年纪还没到，信托基金的钱取不出来，所以只能先选择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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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硅谷的私人投资者写信，然后一路顺藤摸瓜，联系到乔尔·柯恩（Joel Cohen），他是《华尔街之狼》现实原型中的检察官。

柯恩给她介绍了房地产公司的合伙人安德鲁·兰斯（Andrew Lance），兰斯帮安娜与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取得联系，包括堡垒投资集团和美国国民城市银行。

在邮件里，兰斯非常真诚地写道：“我的客户安娜·戴维正在对公园大道南281号进行非常激动人心的重建，有一支大型团队对此场地和空间进行支持。”
“她需要这笔贷款……因为相当大的资产位于美国境外，其中一部分是由瑞士银行托管的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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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城市银行要求看瑞士银行的证件，然后他们收到了一个名叫皮特·亨内克（Peter Hennecke）的邮件，说他会很快给出声明。

“请问，您是瑞士银行的员工吗？” 国民城市银行感到有些困惑。
安娜解释，不是，皮特·亨内克是她家族的金融管家，负责信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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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几个月，安娜一直努力筹款，她把艺术派对改成金融派对，每日和公司高管、银行经理打交道。

她还认识了盛名的黑心药企老板马丁·史克雷利（Martin Shkreli），此人把艾滋病药价提高55倍，被全美唾弃，但安娜称他为“我很好的朋友”。

“其实我们只见了一面……但她人确实很热情。” 史克雷利在狱中告诉《纽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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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金融圈没有那么好混，靠社交手段借到钱是很难的。

到2016年年底，国民城市银行拒绝向安娜贷款，兰斯开始寻找对冲基金和其他银行作为替代。
同一时间，拥有教堂宣教所的公司开始向安娜施压，说如果她再不给钱，这栋建筑就会租给瑞典博物馆Fotografiska。

这两个消息让安娜的压力很大，更糟糕的是，她正常的现金流也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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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之内晚上，安娜请娜芙塔利吃饭，付钱时她的卡被冻结了。

她召来服务员，给对方一个信用卡号码清单，让他挨个用。娜芙塔利看到上面有12个信用卡号，但最终没有一个能用。

“我看到服务员挨个尝试后，一直摇头，就开始大汗淋漓了。我知道这顿饭钱得我付了。” 娜芙塔利说。这笔286美元的饭钱看着不多，但安娜的有钱人设崩塌，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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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后不久，娜芙塔利的经理打电话给她，说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酒店似乎没有存档安娜的信用卡。

这是因为安娜刚到酒店住时，酒店还太新；安娜住的时间又特别长，有好几个月；再加上她是老板的客户（酒店的老板刚好也是教堂宣教所的老板），所以，酒店一开始接受了电汇。

可是，酒店等电汇等了好久，一直没收到钱，到现在安娜已经欠酒店3万美元了。

娜芙塔利和安娜说后，安娜送给员工们一箱酒作为补偿，说很快电汇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