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家貧，孫中山先生直到10歲那年，才有了入讀村塾的機會。3年後，他隨大哥孫眉前往檀香山。4年間，先後入讀意奧蘭尼學校、商業貿易學校和奧鴉湖學院，這些學校都由教會開辦，自然百分之百英語授課。從檀香山回國後，他先後就讀的香港拔萃書室、中央書院，乃至後來的廣州的博濟醫院醫校、香港西醫書院，也無一不以英語授課，因此，可能有人以為，孫中山對國學的認識，主要從翠亨村中的村塾得來，大概不會精深到哪裡去。
孫中山的國學功底
事實並非這樣。出於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孫中山到檀香山後不久，即已認識一位元名為杜南山的順德籍老夫子。杜南山是美國駐華領事館從中國請到檀香山教當地政府工作人員學習粵語的老師，孫中山在他那裡繼續學習中文。孫中山從檀香山回香港、廣州後，先後跟隨區鳳墀、陳仲堯深造。區鳳墀是華人血統的香港牧師，曾在德國柏林大學教授漢語，國學造詣之深可想而知。在西醫書院讀書時期，孫中山甚至買來整套《二十四史》，以致床頭多了一個裝滿線裝書院的大木箱。有同學不相信他曾認真讀，隨手從書箱抽出一本，翻開就考，不料孫中山果真對答如流，這位同學這才不得不表示欽佩。
根據本人的特殊情況，孫中山還琢磨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從古籍的英譯本入手。
為什麼不讀原文，反而先讀經文的英譯本呢？多年後，孫中山對邵元沖解釋說：我在香港讀書時，有意對國學多加研習，但卻找不到合適的本子。直至見到學校圖書館裡的華英文合璧四書，不禁越讀越喜歡，於是反復精讀，並對照中文原本，從中理解中國儒教經典中所蘊含的哲理。英譯本的一大好處，就是對文章涵義的解析清楚明白，不像原來歷代注家所寫的注疏那麼繁瑣晦澀，眾說紛紜，因而更加容易領悟其真諦。
孫中山的詩
孫中山留下的詩詞，數量雖然不多，卻多是閃爍著真知灼見、文采斐然的佳作。
人們常說，革命家是天生的詩人。他們有著寬廣的襟懷、恢宏的抱負、淵博的學識和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熾熱情懷。坎坷曲折的遭遇，大智大勇的壯舉，本身就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因而他們寫於戎馬倥傯之際的詩詞，必然是驚世駭俗的上品。
孫中山就是這樣的傑出詩人。出於自謙，也許還有點怕別人誤以為他在事業和詩之間“輕重倒置”，在公開場合下，他從不承認自己是詩人。1897年，他就曾對日本友人宮畸寅藏說過：“弟不能為詩，蓋無風流天性也。”
孫中山不承認自己是詩人，但是，無論哪位評論家，誰也不能不承認孫中山詩藝的超卓。畢生致力革命的孫中山，儘管自認為寫詩只是末事，然而，只要心有所動，一出手便見不凡。
《挽劉道一》(又名《吊劉道一》)是孫中山詩中最盛名的一首。全詩如下：
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
尚餘遺業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
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奠公。
1906年，劉道一從日本回國，到家鄉湖南從事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年底，醴萍瀏武裝起義爆發，劉道一負責聯絡同盟會東京總部。次年1月被捕，就義于長沙，年僅22歲。作為同盟會成立後在武裝起義中犧牲的首要位會員，劉道一受到同盟會總部的隆重追悼，孫中山、黃興悲痛難抑，競賦挽詩。孫中山的這首詩寫於1907年2月3日，情真意摯，氣魄恢宏，確為彪炳史冊之作。
孫中山的另一首廣泛流傳的詩，是1899年秋寫的《詠志》。詩云：
萬象陰霾掃不開，紅羊劫運日相催。
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
關於這首詩，有個說法：據說當時的革命黨人，在與同情、支持革命的幫會打交道時，都以此詩為聯絡語，所以又稱革命歌、起義歌。此詩淺顯易懂，極具鼓動性，雖然“紅羊”一詞用了典故，但當時的人大都能夠理解。
關於“紅羊”的出處，這裡補作解釋：據說，南宋理宗時，有一位名叫柴望的算命先生上書提請朝廷注意，每逢丙午、丁未年，國家必有禍患。這是因為，天干中的“丙”“丁”和地支中的“午”在陰陽五行裡都屬火，為紅色，而“未”這個地支在生肖上是羊，從此，每六十年出現一次的“丙午丁未之厄”就稱為“紅羊劫”。孫中山寫這首詩，其實是在鼓勵同志們：努力吧，現在是發動起義、推翻清廷的好時機了。
曾有專家對《詠志》是否為孫中山所作表示懷疑，理由是，詩的用語不像革命黨人口吻，風格也與孫中山的其他詩作有異。其實，出於革命需要，採取特殊寫法，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早在香港就讀西醫書院期間，孫中山即與翠亨村附近的民間幫會密切接觸，他所策動的1895年廣州重陽節首義，幫會組織就是起義軍的主力之一。廣州 起 義 失 敗後，孫中山在美洲華僑中進行宣傳發動、募集革命經費，為爭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他甚至加入了當地的“洪門”。以他對幫會瞭解之深，他很懂得該用什麼詞語最能打動會眾，為此，避免文謅謅的書生腔是十分必要的。多位辛亥元老在回憶錄中都有同樣記載，均為孫中山創作該詩提供了佐證。
實際上，“紅羊”也可以理解為太平天國的兩位主要領袖“洪(秀全)”和“楊(秀清)”。革命行動一經發動，對封建皇朝說來，當然就是“劫”。孫中山少年時代常在翠亨村的大榕樹下聽太平天國老兵講述當年的起義故事，對洪秀全十分崇敬，自稱“洪秀全第二”。這就是他創作此詩的思想基礎。
《詠志》一詩的存在，恰可證明：孫中山是辛亥革命時期最早運用通俗文學鼓吹革命的革命黨人。
1907年12月鎮南關(今改名友誼關)起義時，孫中山曾親臨戰場。其間，他在馬背上吟成七絕一首：
鹹來意氣不論功，魂夢忽驚征馬中。
漠漠東南雲萬疊，鐵鞭叱吒厲天風。
即使在睡夢中，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革命。夢境中，革命隊伍從祖國的東南沿海出發，長風萬里直卷北方，頗有昔日嶽飛“直搗黃龍”的抱負和氣概。
孫中山的詞也很有特色，《虞美人·為謝逸橋詩鈔題詞》就是一例。詞云：
吉光片羽珍同璧，瀟灑追秦七。好詩讀到謝先生，另有一番天籟任縱橫。
五陵待客賒豪興，揮金為革命。憑君紐帶作橋樑，輸送僑胞熱血慨而慷。
這首詞的背後有個故事：1918年5月20日，因不滿桂系軍閥排擠，孫中山辭去大元帥職務。數日後，他從汕頭坐小火輪前往梅縣，住在鬆口銅琶村謝逸橋(1874-1926，華僑鉅賈，同盟會員)兄弟新建的“愛春樓”裡，讀過謝逸橋奉上的詩鈔後，他即席題寫了這首《虞美人》，稱讚謝逸橋的詩比得上北宋詞人秦少游，更感謝他甘作“紐帶”、“橋樑”，為革命送來僑胞的無私支持。聯想孫中山一再強調的“華僑是革命之母”，可知此詞確是有感而發，決非泛泛。
孫中山的聯
孫中山的楹聯創作，始於他就讀翠亨村塾的少年時代。
某日，程君海老師給學生出了個“虎豹誠能格”的上聯，要求學生對下聯，不少學生交了白卷。孫中山想了片刻，忽然心中一亮，抬起頭來，高聲朗吟道：“龍蛇未可知！”
程君海連聲讚歎：“虎豹誠能格；龍蛇未可知！對仗工穩，氣象恢宏，簡直是天造地設的絕對！”
多年後，當孫中山負責設計、監建的翠亨孫宅(即現在的孫中山故居)落成時，程君海又給當年的得意門生出了個題目：“孫文，讀了這麼些年洋書後，現在還能對對子嗎？何不動筆為新落成的樓房題寫一聯！”
孫中山遵命走到書桌前，以筆蘸墨，大書一聯：一椽得所；五桂安居。
此聯其後鐫刻在木匾上，至今還懸掛在孫中山故居門前。全聯從平實處落墨，氣勢不遜唐代詩人杜甫的名作“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詠岳陽樓》)。很可能，孫中山下筆時，眼前浮現的，正是波瀾壯闊的珠江口金星門外“二龍爭珠”的瑰麗奇景。
孫中山楹聯作品中，最常為人提及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此聯立意深刻，對仗工整，其實是革命同志從他臨終前簽署的《遺囑》中集句而成。雖非有意為之，卻充分表述了孫中山的遺志，真可謂力能扛鼎。
同樣盛名的，還有孫中山的贈黃興聯。該聯寫於二次革命失敗，二人亡命日本時。當時，黃興對孫中山重組國民黨的主張不大理解，不願參加重組的中華革命黨，翌年還離開日本赴美休養。送行時，孫中山贈送一副集句聯勸喻他：
“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
意思是，雖然此刻意見分歧，彼此還是同志，終有並肩作戰的機會的。到那時，我還是要倚仗你的幫助與支持啊！革命者的寬廣胸懷令人欽佩。
果然，到1916年4月，當孫中山再度提出邀請，黃興立刻從美國折返日本，與孫中山合作討伐袁世凱。可見孫中山的贈聯發揮了作用，兩位生死與共的老戰友再次攜手合作了。
1923年黃埔軍校成立前夕，孫中山還寫了《贈鄧演達聯》：
“養成樂死之志氣，革去貪生之性根。”
鄧演達是孫中山的親密戰友之一。1924年黃埔軍官學校成立時，曾任命他為教育長；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再任命他為總政治部主任。孫中山此聯，其實不僅是對他，而且也是對所有革命同志、尤其是黃埔軍校師生的勉勵。
孫中山的詩歌觀
關於詩，孫中山有他的獨特見解。
1918年，孫中山曾在廣州與胡漢民、朱執信論詩。孫中山說：
中國詩之美，逾越各國，如三百篇以逮唐宋名家，有一韻數句，可演為彼方數千百言而不盡者。或以格律為束縛，不知能者以是益見工巧。至於塗飾無意味，自非好詩。然如“床前明月光”之絕唱，謂妙手偶得則可，惟決非尋常人能道也。今倡為至粗率淺俚之詩，不復求二千餘年吾國之粹美，或者人人能詩，而中國已無詩矣。
從這段談話可知，孫中山的詩歌觀要點如下：
一，重立意。若詩中無主腦，“塗飾無意味，自非好詩”。
二，貴簡約。對外國詩動輒千言，他是不以為然的。
三，嚴格律。孫中山不贊成把格律視同束縛。他認為：因為有格律規範，迫使詩人下苦功，詩才會寫得“工巧”。
孫中山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那樣的天籟之作，雖然十分欣賞，卻認為不是一般人能夠學到的。所以，如無李白之才，想學詩還是老老實實從熟習格律入手為是。
孫中山這些觀點，雖然只是他在茶餘飯後在朋友中間所作的議論，其後由胡漢民記載下來，未必就是孫中山那次談話所說的全部，未必能夠反映孫中山在詩歌理論方面的完整見解。但只就這段短短的摘錄，已為熱愛中國傳統詩詞者提供了一把入門的金鑰匙，即使對用白話撰寫的“新詩”，同樣具有非凡的啟迪意義。
結語
從孫中山的詩論和詩詞、楹聯的創作實踐，可以發現：孫中山對中國詩歌藝術的繁榮是寄予厚望的。他對傳統詩詞推崇備至，而且確實領悟到中國詩詞的優勢所在，“求得二千餘年吾國之粹美”，便是他個人的追求，以及寄望於後來者的理想境界。
總而言之，孫中山的詩歌觀，大體上並未逾越傳統詩教的範疇。至少，他還沒有意識到，在新的歷史時期裡，詩歌是可以在內容和形式上作出更大膽的突破，以增強詩歌的張力和感染力的。孫中山的詩歌觀形成于20世紀初，因而沒有、也不可能預見到“五四”以後新詩(即白話詩)的出現與崛起，從而領悟到，西方詩歌也有可借鑒之處。
儘管如此，重溫他的詩論，對今天的詩人而言，至少可以增強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在詩藝創新的實踐中不忘記傳統，不妄自菲薄，不去盲目模仿。
（信息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劉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