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就内政做外交：道义理想主义的扩展
中国外交的内政逻辑主导，乃是受中国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所共同主导的贯通逻辑。其中，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一直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一直发挥的是辅助性作用。但在国家的实际运行中，中国的内政逻辑对外交的影响，受到理想定位与现实处境的两种力量的交互影响。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相对弱小的时候，道义理想主义是为主调，现实主义是为辅调。在国家强大起来的时候，道义理想主义是底色，现实主义浮动在台面。之所以如此，从精神的内在原因上讲，是因为中国还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人民共和国”，国家的精神基础决定了国家的政治方向，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从国家运行的实际状态上讲，在国家实力不强的时候，诉诸道义，自然是聚集国家力量的一种必然方式。即使这样聚集起来的主要是精神力量，而不是物质力量。但比之于对国家力量完全失于动员的状况，对国家的存续自然是具有绝顶重要意义的。况且在面对外交强国的时候，这种道义感让“侵略者”西方国家心生愧疚感，让中国富有道德底气。而在中国强大起来的时候，诉诸道义，让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中设定的解放全人类的宏伟道德目标重新主导外交行动，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国家实力与国家确立的人类义务携手，又为国家的外交行动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
一般而言，外交是一个国家相对独立的活动。这是因为，外交受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社会、国际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一个国家基于这个国家的内政逻辑，是很难顺畅贯通到外交事务上的。外交是国家间的活动，因此，超出一国的主权范围，或者说在主权边际上展开运思和采取行动，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对较为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足以成立的。但对中国来讲，外交活动有着容易被人忽视的特殊性。这就是中国已经是超出一般民族国家意义的特殊国家，国家的建构有着十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指向又十分鲜明。这就让接受其意识形态属于“我们的”阵营、不接受或反对这一意识形态的便属于“敌人的”阵营的“敌我”划分，确实主导着国家的外交活动。从战略布局上，这样的影响体现在以意识形态认同划分外交阵营，一旦在意识形态上趋同，不管国家间关系总归有多么久远的历史冲突，在地缘政治上两国间具有多少潜在危险，在实际的经济贸易往来中存在多少可欲利益，那都在所不计，势成外交上值得深交的友好国家；一旦在意识形态上分野，不管国家间几乎不存在历史性冲突，无论地缘政治上多么符合远交近攻的古训要求，不计国家间往来可以获得或已经获得多少利益，那都不予考虑，确实属于国家的敌人。即便不得不与后者不往来，也必须提高警惕性，并且在利益交往之外，保持中国的国家属性认知和执政者长远的使命意识。这是中国国家性质注定的国际思维。
这样的外交思维，尽管直接得自内政，但也促成了中国简单明快的国际关系认知。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在国际政治场合都守持一种“非黑即白”的、确定敌我关系的进路。非黑即白的判断，本来源于内政。因为革命处境中的敌友划分，是革命胜败的决定性因素。“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将这样的思路扩展到外交上，非黑即白的敌我截然区分，便促成了毛泽东在建国之际确立外交方针时单一的阵营选择，特别反对骑墙态度。“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对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来讲，由于长期处于被西方帝国主义强国欺凌的受辱境地，因此，对它们表现出强烈的憎恨之情，诚属正常；反过来讲，对那些表示同情、支持和援助中国革命与建国的国家，心存感激、寄愿结盟，也符合常理。非黑即白的阵营选择，对一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生国家来讲，可以实现少耗费国家资源就确立起自己的外交大局的目标。但这样的判断，因为深度切入国家肌体，因此一定会成为在中国长期发挥作用的深沉外交理念。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外交事务，基本上是向苏联的“一边倒”。从时间维度看，差别只是在于，在中苏两国关系修好的情况下，两个国家是在意识形态、国家关系、经贸往来、国际互动诸方面的全面友好关系。在中苏交恶之后，国家往来、经贸关系、国际互动明显走向敌对。但让人看到的一个特殊现象是，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的深度认同，仍然顽强维持着。
观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情况就大为不同。由于西方列强在近代以来侵略中国、掠夺资源、压制国权，因此是中国的凶恶敌人。这样的敌人意结难以化解。试问何故？首先在于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立。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行动的观念基础，人如此连接观念与行动，国家也同样如此。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刚性划分模式中，一系列对峙性的选项不容国家有丝毫的轻慢：国家主导与市场竞争、权力谋划与个人自由、国家引领与社会自治、当下目光与长远打算，两相对峙的方案，只能决绝地选择其中之一，确实没有妥协的余地。社会主义诚然需要补发展生产力的课，不过确实不是屈从于资本主义模式，而是为了夯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战胜资本主义提供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经由强大的物质基础与历史发展规律的交互作用，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的最终取胜，才有足够的保障。这就让人们能够理解何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总是磕磕碰碰，难以成为真正盟友的深层缘由。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思维与社会思维出现分流。国家权力判断不再直接构成社会公众判断。因此，在国家运行的现象层次，表现出社会思维与行为的极大灵活性。但是反过来，我们一定要看到，社会公众的判断从来都无力主导国家的国际关系政策，更难以撼动中国的外交思维。对现代国家来讲，外交政策是国家权力方面行使的，公众舆论可以施加影响，但无以决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国亦是如此。这让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主导思维，就此具有持续发挥作用的可能。
与此相关，中国外交承接革命时期必须确立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左即右、你死我活的大思路，以简驭繁，应对改革开放后的外交局面。从中国当代外交的历史线索上看，在三个寰球划分的思路中，两强主导寰球的局面，让中国双线作战，到后来明智地调整为联美抗苏政策，出现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的“1972转向”。到苏联阵营崩溃后，中国认为寰球出现了一强多极的国家局势，因此着重处理中美外交关系。当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跻身寰球前列以后，在欧洲内部纷乱的情况下，中国认为多极国际政治局势，已经变为中美之间主导的寰球格局，此时，中美国(Chimerica）概念爆红，“中美共同体”论题不胫而走。但是这样的国际局势迅速出现变化。当中美贸易摩擦趋于紧张之际，中国外交思维本未松动的阵营意识，被轻易调动起来。在此时，国家层面尽量表现克制，但社会公众受制于传统外交思维所表现出的“中美必有一战”，不仅出现在微信、微博这样的公众言论空间中，也出现在社会精英人士的中美关系评论里。更关键的是，中美对立的外交关系明显引领中国当下的外交思量，足成呈现中国外交思维精神特质的标志性事件。甚至在一些人的解读中，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封杀而做出的战略反应。“中美必有一战”进一步引出中美谁能取胜的论题，将中美外交关系推向一个极富张力的境地。对中美争胜做出的回答，到目前为止，可以被认为都是基于道义的答案：在国家方面，以中国坚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互利共赢而站到了比美国更高的道德位置上；在公众眼里，霸凌成性的美国必然输掉中美之间的竞争，而德性至上的中国必然赢得中美竞争的胜局。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美国衰落势难避免。如果说国家方面保持了外交理智的话，社会公众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受道义感诱导的外交思维特点，醒目展现在人们面前。
至少从中国社会公众的角度看，“赢家通吃”的外交思维具有极大社会影响。这是革命年代敌我尖锐对立情况下出现的一种思维定式。因为在敌我对立、你死我活的境况中，确实如毛泽东所说，很难设想第三条道路。打倒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的只此正确性，是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非此不足以提供给革命以足够的精神动力。这样的思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强势切入执政思路。因此扩展为“一边倒”和敢于斗争等外交理念，外交的竞合关系，因此收缩为竞争关系，进而收缩为拒绝共存的你死我活关系。更让人感叹的是，由于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价值引导，道义理想主义的革命理念支撑，胜之在我、败之在人的外交意念，时时浮现在公众的大脑中，这对中国外交总是以一种胜负手思维确定行动，发挥了明显的塑造作用。
（未完待续，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