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加速了已有的全球分裂和危机。应对这一全球性危机，国际合作的加强是必要的途径，而大国政治在其中地位重要。学者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指出，与中国、俄罗斯不同，美国不仅是一个寰球性大国，而且有其独特的价值理念和力量合法性。因此，美国重新领导自由秩序的建立，而非仅仅与其对手进行大国竞赛，就是现时代各种危机爆发之下的理想战略。危机时代，自由国际主义应该振兴，美国应该重新承担起自己在其中的责任。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思索标志自由寰球秩序结束的时刻时，他们可能会想到2020年之春，美国和它的盟友在面临后冷战时代最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和经济灾难时，甚至不能就原因的公告达成简单共识。然而，这些天席卷寰球的冠状病毒传染病所引起的混乱，只不过是对已发生数年之久的趋势的显露和加速。在公共卫生、贸易、人权和环境各方面，政府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合作之价值的信仰。自1930年代以来，寰球从未像今天这样丧失最基本形式的合作。
自由寰球秩序正因其以美国开始的掌舵者的放弃而崩溃。美国总统特朗普，2016年宣称“我们再不会将这个国家屈从于全球化的错误”，主动瓦解了长达75年的美国的领导权。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其他力量同样收拾行囊，动身前往下一个全球时代：大国竞争时代。华盛顿安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对手对主导地位的持久争夺。不难看出，这个分裂的寰球会侵蚀多边主义和合作的空间。相反，美国的总体战略会为国际关系理论所认为的“失序问题”所限定：支配权争夺、权力转让、国家安全竞赛、全球影响力和保守民族主义。
但这个未来并非不可避免，而且显然它并不可欲。美国可能不再是寰球上只此的超级大国，但它的影响力从未建立在单纯强力的基础上，它也有赖于为其他国家提供观念系统和互利的制度框架的能力。如果美国贸然放弃这一角色，它会变得弱小。回到超级大国的之间的竞赛会毁掉为各国政府处理共同问题的国际组织。自由民主制会进一步滑向分裂，并随之失去制定全球规则和标准的能力。在另一边会出现的寰球，对开放、法制、人权和民主之类的西方价值会更不友好。
回到超级大国间的竞赛同样既非不可避免，也并不可欲。
短期来看，新型冠状病毒（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和社会灾难）会加快全球秩序的分裂和崩溃，加速向民族主义的滑落、大国竞赛和战略性的自我孤立，但这次疫情也给美国提供了扭转这一进程、选择不同道路的机会：去致力于重建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自由的建设开放、多边和联合自由民主制的主导力量的国际项目。
作为指导，今天的领导人应当以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榜样。寰球经济的崩溃和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迅速传播显示出现代各个社会之间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所有的一切在罗斯福总统诡异地有先见地称之为“传染病”的东西面前都是脆弱的。罗斯福与他的同时代人断定，美利坚，不可能简单地躲在它的边界内，美国应该为合作机构、制度建立一个全球性基础。他们接着着手去建立的自由秩序，更多地是对来自日益增长的孤立中衍生的寰球危机的实用的合作性解决方案，而非对自由民主制的推进。国际主义不是一个突破边界、使寰球一体化的项目，而是在追求国家福祉过程中应对增长的经济和安全孤立所导致的复杂性的机制。今天的自由民主制国家是这一项目破产的继承者，但如果有美国的领导，它们仍然可以逆转这一局面。
01 现代性诸问题
中美之间的对立会在数十年里主导寰球，而失序的问题并不会因为人们希望而消失。但对美国及其合作者而言，更大的挑战存在于可以被称为“现代性诸问题”的事物中：被科学的力量释放出的深刻而寰球性的转变、工业化，或者被社会主义者欧内斯特·盖尔纳描述为将现代社会卷入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和互相联系寰球体系的“浪潮”。华盛顿和合作者更多地不是被对立的大国，而是被紧急、互相关联且瀑降似的超国家危机所威胁。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金融危机、国家失败和核扩散，远非只是单独在某一个国家回响着。同样发生影响的，还有自动化技术和连接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产业链、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变革带来的危机以及其他的、目前为止我们能想到的变动。
新冠病毒是这些超国家危机的一个代表：它无视边界，一个国家不可能从这一威胁中藏身或在战场上战胜它。面临其全球爆发的诸多国家仅仅和其中形势最严峻者一样安全。不管怎样，美国和寰球上其他国家都共同身在其中。过去的美国掌舵者们理解现代性的诸多全球问题呼唤全球性的解决这一点，并着手建立寰球范围内的合作网络和多边组织。但对很多观察者而言，这些努力的结果——自由国际秩序——已然是失败的。对有的人来说，它与引起金融危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相连；对于另一些人，它激发了灾难性的军事干预和无休止的战争。自由制度的远景已经失去了其吸引力。
自由国际主义者需要承认这些错误和失败。在自由国际制度的支持下，美国干预太多，调节太少，许多承诺未能实现。但其批评者、诽谤者为此将不得不付出什么呢？一个体面、合作的寰球秩序激励着启蒙运动的国家利益追求，在造就这一秩序上，尽管有一些错误，当下争论的原则中，没有别的组织原则能够企及自由国际主义所能实现的成就。讽刺的是，批评者的抱怨只有在一个支持自决、个人权利、经济安全和法律制度的体系内才有意义，这些正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关键基石。现在的秩序可能没有全面地实现这些原则，但挫败和瑕疵在所有政治秩序中都是内在的。战后自由秩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自我纠错的能力。即使是一个有着深刻缺陷的自由制体系，也能提供促使它靠近其基础性理念的制度。
无论自由制度的缺陷有多严重，它们比起其成就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七十年来，它的成就——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上尤为显然——是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它提供了欧洲和其他地方发展中的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民主制演进的框架。日本和西德被整合为一个拥有公共安全的社群，并继而形成独特的国家认同，以和平的方式成为大国。西欧抑制了既有的敌意，启动了联合的巨大工程。欧洲在非洲、亚洲的殖民统治很大程度上走向了终结。日本、欧洲、北美之间的G7合作体系发展成熟并成功应对了一系列的贸易和金融危机。1980年代开始，东亚、拉美和东欧间的国家开放了其政治经济体系，加入了这一更广阔的秩序。美国经历了它作为寰球性力量的较大的成功，这在冷战的和平结束时达到了高峰，全寰球的国家意欲更多而非更少的美国领导。这不是一个人们应该急切地清扫出历史舞台的秩序。
为了复兴这一自由国际主义精神，支持者应该回到其核心目标：创造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能够为其相互利益在其中合作、应对它们的共同弱点、保护它们的生活方式的环境。恰当调整的贸易会使每一方都从中受益。尤其是自由民主国家会有共同努力的动力，不仅是因为共享的价值巩固了其相互信任，也因为它们作为开放社会的地位会使它们在跨国的危机中更加脆弱。获得独立的益处的同时防范其危险，这需要联合行动。
02 罗斯福改革
自由国际主义传统经常被追溯到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但自由思想的伟大革命事实上发生在1930年代的罗斯福时期。威尔逊相信，现代性自然地有利于自由民主制，这一观点几十年后导致了一些自由派参加到“历史终结论”之中。对比之下，罗斯福及其同时代人看到了一个被暴力、堕落和专制威胁的寰球。现代性的力量并不在自由主义一边；科学、技术和工业能够同等地为善和恶所宰制。对罗斯福而言，秩序建立工程不是一种扩展民主的理想主义努力，而是一种为挽救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绝望努力——一个防止即将来临的全球灾难的堤坝。他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艰难时代的自由主义。它也是最直接地对当下的现实进行发言的洞见。
罗斯福的核心追求是使自由主义的民主寰球立足于一个更牢固的国内基点。这一理念并不仅是为了建立和平，更是为了建立一个能够使各国政府有能力为公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的国际秩序。早在1941年8月美国还未加入二战之时，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在《大西洋宪章》中声明了这一图景，写道，如果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战胜纳粹，新的国际秩序会保障“更高的劳动标准、更大的经济成就和更好的社会安全”。用当时芝加哥记者的话说，国内的罗斯福新政将导向一个寰球范围内的“新政”。
罗斯福的看法来自这一信念：孤立会产生新的脆弱。金融危机、保护主义、军备竞赛和战争，任一个都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经济疾病是高度传染性的，”罗斯福在1944年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信中写道，“因此，每个国家的经济健康对其邻国而言都是很值得关注的事，无论这邻国远或近。”为了应对这一孤立，罗斯福及其同时代人设想了永久的多边管理组织。这一想法并不新：自19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者促进了和平会谈、仲裁会议和后来的国家联盟。但罗斯福的议程有更大的意图。国际协议、组织和代理机构将处于这一新秩序的核心地位。在一个接一个的议题中——航空、金融、农业、公共健康——多边组织将提供国际合作的框架。
无论怎样，美国和寰球上其他国家都共同身处其中。
另一个创造是重新定义了安全的概念。在美国，大萧条和新政带来了“社会安全”这一概念的存在，二战带来的毁灭则带来了“国家安全”的概念。这两者都并非语词的艺术，它们反映的是关于在健康、福利和民众安全领域国家角色的新观点。“你我都同意，安全是较大的需求，”罗斯福在1938年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告诉美国民众。“因此，”他补充道，我决定尽我所能地帮助你们获得这一安全。“社会安全意味着建一个社会安全网。国家安全意味着塑造外在环境：提前计划，与其他国家协调政策，建立联盟。从现在起，政府将需要做得更多，从而实现社会和国家安全这两个目标——既在国内也在国外。”
使罗斯福的国际主义显得独特的，还有它与在大的民主力量间的安全合作体系的联系。1919年后的秩序崩塌使大西洋两边都相信，自由制资本主义民主需要团结为一个社群以保障其共同安全。自由社会和安全合作是一面政治硬币的两面。甚至在杜鲁门总统和它的继任者建立这一模板前，罗斯福时代的国际主义者就设想了一个类似的联盟，用罗斯福的话说，“民主的巨大兵工厂”。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和它的民主合作者形成了抵抗苏联威胁的联盟。美国领导了诸多国际组织、合作、代理政府和区域秩序——并且它将自己放在了所有这一切的最核心处。
03 俱乐部和购物中心
面对今日的寰球秩序的崩解，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必须重申、复兴罗斯福这一遗产。作为开始，这意味着从过去三十年自由国际秩序的失败中恰当地吸取教训。讽刺的是，正是美国领导秩序的成功播下了当下危机的种子。随着苏联的解体，收关的对于自由主义的清楚的替代选择也消失了。自由秩序从一个两极体系的一半发展为真正的全球秩序，随后它也开始瓦解，部分是因为它不再像一个俱乐部。实际上，今天的自由国际秩序看起来更像一个扩大的购物中心：国家可以游荡进来，随意选择它们想加入的组织和机构。安全组织、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不再相互捆绑，它们的益处也可以不必承担一系列责任和共享价值而享有。这些环境允许中国和俄罗斯与自由体系在机会主义和矛盾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为防止这一类行为，美国和其他自由力量需要重建一个更内在一致和功能性的联合。下一任美国总统应当呼吁寰球自由力量的凝聚，并以《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使这些国家发布它们的联合声明，拟定强化民主制力量的广泛原则，改革全球管理机构。美国可以和G7成员国一起扩大其团体活动、吸收更多成员国，增加如澳大利亚、韩国这样的国家。它甚至可以将G7改组为D10，一种将指导寰球回归多边、重建保护自由原则的国际秩序的寰球十大民主国之委员会。这个新团体的掌舵者可以从为重建贸易体系制定一系列共同原则和标准着手。他们也可以建立重启气候变化方面的全球合作的议程、为准备下次病毒性传染病爆发进行会谈。他们还应更好地监管和回应中国利用国际组织提高其国家经济成就、推行其治理模式的做法。
民主俱乐部应该与更大的多边机构共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联合国——其只此的准入要求是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无论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政权。这种包容性的路径有其优点，因为在国际关系的很多领域——包括军事控制、环境调节、对人类的共同管理、对传染性疾病的战役——政权类型并不相关。但在安全、人权和政治经济领域，今天的自由民主制有其特有的利益和价值，而非民主国并不享有。在这些方面，一个更凝聚的、为共享价值通过联盟联结起来、以管理独立性为目标的民主俱乐部，能够复兴自由国际主义的前景。
这一努力的关键因素是将国际组织与国民福利重新联结。简单说来，“自由国际主义”不应该是“全球化”的同义词。全球化与减少阻隔、融合经济和社会有关。作为对比，自由国际主义是关于管理独立性的。国家曾经对自由国际秩序加以珍惜，因为其原则能在不损害其效率收益的前提下驯化开放市场的破坏效应。这一秩序的锻造者们试图将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保护和经济安全相结合，以给政府必要的空间和工具去稳定经济。结果就产生了学者约翰·鲁杰称之为的“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妥协：不像19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新的体系将天然是多边的；不像19世纪的自由贸易的图景，它允许国家发生一些偏移，以在必要之时稳定自身经济。但到了1990年代末，随着国家体系的社会保护为无国界贸易和投资所淹没，这个妥协已经开始崩溃，这个秩序仅仅被广泛地视作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和金融贸易的平台。
“自由国际主义”不应该只是“全球化”的同义词。
为打破这一错觉，任何一个新的自由国际项目都必须重建这些商讨和承诺，它们使国家能够在从社会安全的承诺中获益的同时，从贸易中得到好处。只有当其利益被广泛共享时，经济开放才能在自由民主制中维持。要想不激起一个新的保护主义的时代，自由主义需要进行合作，以在多边、非歧视的自由标准的指导下管理开放和关闭。
“民主国家有权保护其社会安排，”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写过，“并且当这一权利与全球经济的要求产生冲突时，后者应当让步。”如果自由主义想确保这一保护权而不激发起破坏性的贸易摩擦，它们应该共同决定其准确限度。
那么，怎么对待中国和俄罗斯？两者都是美国地缘政治上的对手，且两者都想更全面地瓦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和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它们的修正主义使尖锐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影响力问题重新回到外交议程。但在更深的程度上，从这些国家中——尤其是中国——产生的危胁只是给自由国际议程和它对现代性诸问题的聚焦提出了更多的紧急性。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斗争，最终是关于何者能提供一个更好的解决路径。对自由主义而言，响应挑战的很好方法是加强合作，以改革和重建自己的模式。
04 鼓起勇气
放弃拯救自由秩序，而把整体战略调整为大国竞赛，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美国可能会丧失其独特的理念和领导寰球的能力，它可能变得像中国和俄罗斯，成为一个不痛不痒的大国，在失序的寰球运转。但在地理、历史、制度和信念上，美国与所有其他大国都不同。不像亚洲和欧洲国家，它与其他大国之间相隔重洋。在二十世纪，唯独它在大国之中提出了建立一个开放、后帝国的寰球体系的图景。它比其他国家更多地看到其国家利益会因传播多边原则和标准而得到巩固，这增强和合法化了美国的力量。为什么扔掉这一点？
很简单，没有其他大国能够激励寰球去进行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多边合作，无论是新兴的还是衰落的或摸索中的大国。即使是在更早的几十年，强大的美国也需要与其他自由国家的合作。现在，随着对立国的变强，华盛顿比以往更加需要这些合作。如果它继续从寰球中抽身或仅仅以一个传统大国的身份参加，那么连自由寰球秩序的收关痕迹也将消失。
同样地，领导对自由主义国际项目核心原则的振兴的任务也留给了美国：建立国际组织和标准来保护社会不受来自内部的破坏、来自其他国家的破坏和不受现代性的风暴的破坏。就在这样一个全球危机的时刻，关于寰球秩序的大讨论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出现了。这是这样一个时刻，而自由主义应该重获自信、为未来做准备。如同弗吉尔笔下的埃涅阿斯对他沉船事故中的同伴们所说：“鼓起勇气吧，为了更好的时代拯救自己。”
（信息来源：法意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