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发生以来，14亿中国人都自觉佩戴起了口罩，因为戴口罩能够降低感染风险，是普通居民防范新冠肺炎的重要举措。病毒以飞沫、接触传播为主，佩戴口罩可较大可能的减少病毒通过飞沫进入人体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媒体报道中看到境外疫情颇重的意大利，公民对于是否佩戴口罩等问题却进行了游行示威，示威中打着拒绝戴口罩、拒绝隔离、拒绝封闭管理，只要自由的口号。此外，包括美国在内的有疫情的西方国家普通公民自觉佩戴口罩者不多。何谓如此，中西国家公民为何会出现如此差异，窃以为可能有以下一些缘由。
一是核心或基础人权的认知差异。
人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内涵包括了保障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所有权利。但权利是有位阶的，基础人权之上才有其他人权，此次疫情发展过程中，中西方通过佩戴口罩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二者对核心人权或基础人权的差异。西方的意大利面对疫情中国家采取的戴口罩、紧急隔离、封闭管理的措施，民众的反映是以游行进行抗议以寻求其自身的自由权，在其看来相比于防疫的迫切，不被隔离、不被要求戴口罩的自由更为重要，或许在他们看来佩戴口罩是生病者的礼貌而非公民的义务，戴口罩者多是生病者正常人是不戴口罩的。反观中国，佩戴口罩是为了保护公民自身的生命健康权，在所有的权利中生命健康权是首要位的核心或基础人权。两种文化对待权利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异，无谓好坏，但从功能角度而言，中国提倡的生命健康权理念更具优势。
首先，将生命健康权视为核心权或基础权有利于阻断疾病传播。佩戴口罩可以减少未被感染公民被潜在的病毒携带者感染的机率，也可以减少病毒携带者自己感染他人的机率，因为双方都戴口罩对病毒传播是双重的防护，普通公民佩戴口罩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病毒携带者佩戴口罩是确保他人的生命健康，这是道德更是义务，因为自由并非无拘无束，自由须以尊重他人的权利不被侵犯为前提。
其次，生命健康权视为核心权或基础权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恢复。佩戴口罩是防护新冠病毒传播保障公民生命健康权的重要措施，佩戴口罩减少接触，既可为国家的救治减轻压力，让其用节省下来的资源去救治确诊的病患，亦可为国家打赢病毒恢复社会秩序提供支撑。只有提高救治率、减少感染率才能有效抵御病毒侵害，而抵御住病毒的侵害才能让被暂停的社会秩序近况得以恢复，各行各业才可正常复工，社会才可有序运转，各国政府之前采取的隔离、封闭管理措施才可解除，否则病毒的扩散和传播会导致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停滞，而停滞社会的代价和后果不遑多说。
再次，确保生命健康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根本前提。享有人权的前提首先是必须是活着的人，先有人才可谈享有何种的权利，因为权利是人享有的，没有人的存在谈权利没有意义，而作为一个人首先得活着，很好是健康的活着，中国有句俗语：好死不如赖活（死去就什么都没有了，活着就还有希望），强调的就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重要，因为他们是其他权利的基础权，先有他们才可或才能谈到其他权利。
二是社会价值理念的认知差异。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到三种人文主义形态，其中提到以个性自由为前提的自由人文主义、和以社会及他人利益为前提的社会人文主义。自由人文主义以西方社会提倡的个人自由、个性释放为前提，倡导追求个性、自由选择，意大利公民对政府要求佩戴口罩的抗议则反映了其对政府压迫个人自由的警惕。而以社会、他人、国家甚至家庭利益为前提的社会人文主义则倡导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为家庭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个体，只有国家好了、社会正常运转了，家庭才有希望，个人才有能力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事物。
逻辑起点不同落脚点就会不同。意大利公民对佩戴口罩的抗议始于个人权利对国家权力的警惕，源自先有个体的权利之后才有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个体权利的让渡，国家不可限制个体的权利，这里的逻辑起源于西方个性自由的文化，反映追求自我、做事利己的文化特征。而我们的起点在于自己的家国文化，每个个体贡献自己的一份小力才可凝聚成社会的大力，才能让强大的国家保护自己及家庭不被欺负。先有国才有家，先有社会的整体才有每个个人的个体，面对新冠肺炎防御，每个个体贡献自己的力量，都自觉佩戴口罩，才能帮助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被感染人数降低、才能为国家集中力量救治确诊患者提供助力，唯其如此才能尽快战胜病毒，恢复秩序，才能让个体去安稳的工作和生活。由此，二者对佩戴口罩问题的落脚点产生了差异。
但就应对感染率高的新冠肺炎而言，私以为社会人文主义更高一筹。病毒是无国界的，无论国家无论人种都会被感染都可能致死。2月28日寰球卫生组织已将新冠肺炎（COVID-19）全球风险级别提高至较高级别“非常高”，截至3月7日肺炎已传播至全球95个国家，感染人数已近10万。随着全球贸易旅行等活动的日益频繁，病毒的动态传播无可避免，任何国家想要较大程度的保障安全唯有做好自身的防护，而佩戴口罩则是防护的最常规措施，中国已通过实践证明，在非疫区通过佩戴口罩避免病毒在人际间传播是防控的最有效手段。
此外，社会环境的一些其他因素差异亦可能影响中西方公民对佩戴口罩的倾向不同，如政治层面的多游行示威传统、恐怖袭击增多的背景使得西方一些国家出台禁止蒙面法案，口罩使用被部分禁止；医疗层面的确诊数不多国家的医务人员对新冠病毒认知不同而未建议公民佩戴口罩因素等。
（本文作者：连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