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中的9世纪河南饥疫众生相4：巾帼】朝议郎、河南府河南县尉李琯是孤儿，由南阳张氏的小舅舅教养长大。舅舅有很多外甥，唯独对李琯“慈煦最厚”。
张家有个小侍婢，名叫“留客”，和李琯有青梅竹马之好。舅舅做主将留客放为良民，配给李琯做小妾，雅称“别室”。留客随了舅舅的张姓，大约是想抬高身份，对外说起来好听些。
咸通三年（862年），李琯出仕，任伊阙县丞，携留客赴任，留客的父亲全忠、母亲杨净意随行，帮忙料理家务。在墓志铭中，李琯对张留客的父母直呼其名，不作避讳、不加头衔，始终视其为奴婢或低他一等的庶民，毫无视为“岳父母”的迹象。这是古代社会礼法、道德的必然要求，已固化为绝大多数士人的内在自觉，李琯也不会独树一帜。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张留客的感情。
李琯虽说做了县丞，家境依然清寒，背负金额不明的债务，家人经常缺衣少食。做满一任伊阙县丞，李琯没有获得新的任命，在洛阳北闲居，这一“闲”就“闲”了很长时间，未免心烦意乱。但张留客从来不曾流露出一丝不悦，为人“仁孝廉慎”，对亲友和客人照应得无微不至，还开导李琯：“有的人坐拥金帛、身患疾病，痛苦支离；我们清贫，可是身体健康、常保团圆，别人哪里比得上我们幸福？况且贫贱富贵也是风水轮流转的！倘若心情急躁，才会适得其反！”
李琯如醍醐灌顶，深受鼓舞，感叹留客贤达，与古人相比也不遑多让。以李家的现状，肯定没有门当户对的人家愿意和李琯结亲，不过李琯应该也不在乎，有张留客足矣，何必娶进一位正妻来，让留客做小伏低、受屈忍辱？
咸通九年秋（868年），李琯调任长安。因囊中羞涩，他孤身上任，把家人暂时留在洛阳。本以为时来运转，谁知是命运多舛。李琯在新岗位上只做了几个月就遭到贬黜，连回洛阳的路费也筹措不齐，只得困居长安。那些日子，李琯忧心如焚：饥荒和瘟疫逼进洛阳，全家妇孺老弱能逃出生天吗？
他没有想到，27岁的张留客撑起了一片天。她勤勉维持家计，用佛经抚慰家人的心灵，保全了一家骨肉。我猜，李琯接获喜讯时一定觉得张留客像个英雄，不，就“是”英雄。
咸通十二年（871年）夏，李琯获授“河南县尉”一职。这实在不足为贺，公府已支付不起俸禄，河南府户曹参军贾洮都逃之夭夭了，李琯不是东山再起，只是临危受命。幸而他辅佐县令、率领百姓熬过生死难关。渐渐地，李家的经济状况也有明显改善，张留客添置了衣服和首饰。
然而，残酷的命运不可预测。曾经在灾难中顶天立地的张留客在灾难结束时病倒了。治疗数月，“百药不灵，祷祝无效”，张留客自感大限将至，从容不迫地捐出衣裳、饰品，布施给寺院，用于抄写经文、铸造佛像。
当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留客走到了终点，李琯赶回位于洛阳恭安里的家，陪伴她收关一程。在生命的火焰即将熄灭的时刻，张留客神色怡然，请家人围在自己身边举杯饮酒，用酒为她送行。
张留客享年仅30岁。她走得十分安详。李琯明白，留客心中有信仰、“前路不落寞”，稍稍感到宽慰，决心将四个幼小的孩子——阿存、毗奴、隐儿、秘哥抚养成人，以慰留客在天之灵。
“正丽秾李，婉淑仁义”，在李琯的记忆中，这是永恒的张留客。
【《唐河南府河南县尉李公别室张氏墓志铭并序》节选：朝议郎行河南府河南县尉李琯撰。姓张氏，号留客，出余外氏家也。余外氏南阳张，世居东周，季舅白马殿中芻，以余年幼，遂留以训育，于诸甥中，慈煦最厚，故以斯人配焉。咸通三年，余选授伊阙丞，方挈之任。父全忠，母杨氏，号净意，偕随女任。余虽官，贫且债，故衣饭常歉。洎秩满，僦居洛北。岁久益甚，斯人未尝有不悦之意在颜色间。余尝为之不怿，斯人乃相勉曰：“虽金帛坐致，有病苦支离，何若贫清健聚、常保团圆耶！况贫贱富贵有倚伏哉！苟躁其心，适足丧道。”余谓是言贤且达，古人无以过也。性仁孝廉慎，祇奉亲宾，常若不足。九年秋，余赴调上国，是岁黜于天宫，困不克返。斯人与幼稚等寓居洛北，值岁饥疫死，家无免者。斯人独栖心释氏，用道以安，故骨肉获相保焉。十二年夏，余尉河南……斯人遘疾，且徂暑至于穷冬，百药不灵，祷祝无效，*以十二年十二月廿四日殁于恭安里，享年卅……初，厥疾渐笃，乃自取衣装首饰等，施以写经铸佛，一无留者。洎弥留之际，又命酒召骨肉环酌引满，怡怡然神思无扰，吾知其前路不落寞矣，以是稍慰余心。四男，长曰阿存，次毗奴、隐儿、秘哥，皆幼稚也。吾当抚之，以慰幽抱。】
（参考资料：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陈昊《石之低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