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数次科技革命，人类对信息与知识的渴求、对人际社会交往的渴求催生出日臻完善的通讯网络，从初级原始的社群部落，到算法分发和万物互联，我们始终在探寻如何更好地打破人与知识的界限、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全球脑（global brain)）”是彼得·罗素（Peter Russell）提出的技术构想，虽然尚未实现，但人类的技术始终向着“智慧”的方向不断努力，希望重塑人与人、人与知识、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系。
古往今来，人类对知识、信息或者能量传承的基本认知框架，多表现为个人对过往信息或能量的个体传承。这样的认知在各种武侠玄幻类小说中，主角经由一次奇遇，或觅得一奇物古书，从而开启了全新的生命史，便可见一斑。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这样的传播框架将会或正在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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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社群到全球脑：知识生产与关系强化的驱动力量
1945年7月，万尼瓦尔·布什在《大西洋周刊》发表了一篇《诚如我们的想象》（As We May Think）的文章，他在那个年代一些天方夜谭式的想象如今已经成为现实，还有些至今没能实现，但令人惊异的是，其中大多数科技创新正沿着他想象的方向前行，我们在佩服其思想超前性的同时，不得不承认，他成功的关键在于发现了人类创新技术的核心密码。
他认为，“科学提供了人类个体之间最迅捷的交流方式；它提供给人类记录思想的渠道，使人类能够对这些记录下来的东西加以利用和提取，这样一来，知识就会跨越整个人类的生命周期而非人类个体得到传承和发展”。不过，他发现，人类的知识和信息的传播，都需要借助一种物化的媒介——微缩胶片或者电流，他进而追问，“有朝一日难道我们没有可能建立一种直接获取信息的途径吗？”他将之设想为“一种全新形式的百科全书”。
人类是社会的动物，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社会交往。在面对面交往的小群体社会中，人的社交面和量都是有限的，信息与知识的创新和流动相对较小，进化也相对较慢。然而，人类的寰球意识（worldwide mind）似乎自人一出生就潜伏在那里，“寰球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于是，各种交通工具——航船、汽车和飞机，以及宇宙飞行器等等，帮助人们去部落化，“地球村”似乎正成为可能。但仅仅将人定位于社会性的动物，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生物界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不在少数，蜜蜂、蚂蚁和大象都具有社会性。目前相对一致的观点是，人类是只此具有通过自己创造的语言符号系统进行虚构写作与传播的动物。
不过，即使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时间和空间仍然制约着人类自身的超越。大卫·克里斯蒂安认为，真正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存在的，是我们实现了集体掌控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我们不仅像其他物种那样能够收集信息，还会播种（cultivate），甚至是培养（domesticate）信息，就如同农民栽培庄稼一样。正是这种收集、培养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使人类真正成为“万物之灵”。
这种收集、分享信息的首要个关键性的技术进步，就是人类发现可以记载和传播信息的媒介，这种媒介的创新，使得人类的信息传播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如书本之类的大众传播媒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足不出户也可以“认识”更多的人，“看见”更大的寰球。石碑、瓷（龟）片、铜鼎、莎草纸是人类早期发现的能够穿越时间的媒介，印刷术则让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超越了空间的限制，电子媒介多少完成了时空的双重接洽。蒂姆·伯纳斯·李发明的万维网则可以让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在线交流。今天网络社会的崛起，更是打破了地域、国家、种族、语言、文化、行业和供应链上下游的区隔。
蒂姆·伯纳斯·李设想通过开发出具有推理能力的搜索引擎,自动在所有联网的计算机上搜索相关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取全寰球关于某一问题的看法的全部资料,集思广益,集中了人类所有知识和直觉。“全球脑”的观念便呼之欲出了。
1983年,彼得·罗素（Peter Russell）正式提出了“全球脑（global brain）”概念。他认为，经由科技的发展，电讯线路、光纤、卫星等，可将地球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如果系统内部单元数量达到100亿,那么该系统的复杂性就将跃迁到类似人脑的水准。罗素相信人类人口有可能达到100亿,如果100亿人通过通讯设施连接,“全球脑”即可形成。这个“全球脑”类似于人的大脑,会形成一个具有独立运作能力的有机体,具有记忆、思考、反馈等诸多功能。
全球脑“是利用各种网络连接介质，集全人类每个人的智慧于一体，而形成的具有比人脑更高级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创造力的自组织智慧网络”。换言之，“地球是一个脑，每个人是一个神经元”（尼古拉·特斯拉语）。从“地球村”到“地球脑”（全球脑）的概念嬗变，代表人类更高层次的技术呼唤：我们的全球信息网络如何能够思考、关联，而不是简单的数据存储与传输？我们该从人脑的运作方式上得到什么样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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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
正所谓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文化之网上的动物，所指的就是人类的理性思考（rational thought）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人类可以创造、累积和传播丰富的知识，使得人类在基因之外，多了一种传承的力量。
大卫·克里斯蒂安在《起源：万物大历史》一书中提出，“人类语言非常强大，会像文化锯齿（cultural ratchet）一样锁定一代人的思想并将其传给下一代，从而实现接续强化。我把这种接续强化的机制称为集体知识”，这是一种比其他物种自然选择更具有推动力的变革，“而后便实现了社区内部和代际的信息分享和知识累积”。集体知识机制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协同作用和力量，不断驱动我们走向繁荣。
在这一基础上，人类始终致力于推进媒介技术发展，使知识与信息能够跨越时空得以传播和传承。但我们发现，经由复杂的技术网络构建起来的“网络社会”仍让人不满足。有学者认为，“某人一旦进入互联网,就意味着他被消散于整个寰球，而一旦他被消散于互联网的社会性空间，就无异于说他不可能继续葆有其中心性的、理性的、自主的和傍依着确定自我的主体性”。人们担心个人思想与创造性思维湮没在互联网空间无法独善其身，海德格尔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不无担心地问道:“也许历史与传统将平稳地顺应信息检索系统,因为这些系统将作为一种资源以满足按控制论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类的必然的计划需求。问题是,思维是否也将以信息处理事务告终？”
人们担心互联网技术日渐接近人脑的精密繁复，我们的思维却有反其道而行的趋势：“由于人脑把大量知识储存在网上而不再储存在脑深层的海马体内,因而导致诸如额叶前回和颞叶中回这类脑区在进行思考时缺乏历史感和深度感,从而有把人脑简约成为网上‘智能搜索器’的倾向”。迈克尔·海姆同样意识到，我们对信息的狂热追求侵蚀了我们对于意义的容纳能力。“把思维的弦绷在信息上之后，我们注意力的音符便短促起来。我们收集的是支离破碎的断简残篇。我们逐渐习惯于抱住知识的碎片而丧失了对知识后面那智慧的感悟”。
德里达曾认为，传统的“线性写作”和“文本”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在《明信片》中，借用书中的主人公写道:“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德里达的主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寰球之间的二分法（inside/outside dichotomies）。
德里达敏锐地感觉到，明信片代表而且预示着新的电信时代的公开性和开放性（publicity and openness）,任何人都可以阅读,正如今天的电子邮件不可能封缄,所以也不可能属于个人。而网络空间越来越明显的开放性，更进一步证明了德里达观点的先锋性。严锋解释说，“在超文本的海洋里，恐怕很难游出一位能够进行宏大构思、总体把握的巨儒硕师。超文本的寰球中只有维护一个个节点的‘工程师’。知识的进步变成了节点的新增、嵌入、蔓延和复制，知识体系变成了网络数据库。
奇妙的是，当网络与人脑进行德里达意义上的‘嫁接’之后,一个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又能够当场与寰球知识宝库合二为一。电脑网络变成了人脑的直接延伸，变成了虚拟的人脑，于是凡人在瞬间成为饱学之士，他们‘拥有’的知识足以令文艺复兴的巨人们羞愧。但这种‘拥有’具有多少内在化的成分？人脑与数据库的嫁接能够产生新的智慧吗？”线性写作模式的终结以及网络社会的互连、互动、开放性等特点，使新的文本形态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如2018年12月28日，Netflix推出的互动电影《黑镜：潘达斯奈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观众可以在整个故事中为主角做决定，而每一个决定都可将情节延伸到不同的结局。
当我们的头脑延伸至互联网，只需掌握计算机搜索功能的初级逻辑，人人皆可成为学识巨擘，但学者担心当代的莎士比亚与普鲁斯特似乎无迹可寻。我们对信息的接收方式由凝神专注变为即用即寻，网络社会充斥互联网时代的超文本机械复制，人们与知识的关系是“无差别拥有”还是“无意识隔离”？
从互联网的发展史来看，互联网信息网络经由军方-科学家复合体的专享发展到大众共享，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完成信息的获取和存储。蒂姆·乔丹（Tim Jordan）认为全球信息网是以“拉力”媒介的形式作为它的开端，人们会依据自己的需求，主动搜寻而将自己需要的信息拉进来。
但是到了1997年，已经出现了将有些信息推向使用者眼前的情况，这种“推力”是信息传递的新样态。由此，人类和信息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信息分发。但是我们发现那些被推给我们的如垃圾邮件、广告等等，往往非我所需，那些以准确推送的名义建立的算法往往也并不准确——它们没有发展到真正理解人的阶段，又很容易导致“信息茧房”和“信息泡沫”——这些推荐算法的分发机制，“由于过于追求流量，结果为标题党、低俗内容创作者利用标签获取关注提供了机会，导致分发结果常常是不公、扭曲，甚至是失真的，最终造成平台上低俗内容泛滥，有效信息缺失”。
由此，有人提出了现有信息获取方式的几个问题：
1.信息过度依赖（少部分）人传播，导致推荐质量下降；
2.缺乏自我演化能力，适应新信息较慢；
3.产品更关注关系链的稳定，而非知识传播的效率；
4.标签系统让人无法成为“互联网上的游牧民”，自由地在不同内容之间漫步，反而被一个个标签关在小格子里。因此他们认为，“现有的工具只能充当‘信息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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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下的关系强化
如果说对信息与知识的渴求驱使媒介技术不断突破时间得以传承，突破空间得以复制传播，那么可以说，对于社会关系如何不断拉近的需求主要面向的是对空间距离的不断攻克。“从前的车、马、邮件都慢”，电子媒介出现之前，实现人际交流除了面对面，只能借助有限的交通工具进行文字传输，最快不过日行千里。而网络通信技术不断突破物理空间，有学者认为从1G到5G技术的嬗变，伴随的是“交往关系向立体全方位格局演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正在无限趋于平等与亲密。
互联网的确使人的社交属性得到了空前的保证。“爱人与被爱、聊天交友、逃避与期待、真诚与虚伪、偷窥与自拍、利他与炫耀、暴力与自虐、投射与反相、补偿与升华……在虚拟空间中面对自己，面对欲望，也面对无限的需求。网络成为人们很好的避风港，也为心灵展开了一个无限宽广的场域，为了填补这个空虚的心灵，人们逃到网中”。
不过，还有人发现，“微信朋友圈在经历九年发展之后，用户的好友数量越来越多，超过140人的社交阀值之后，用户开始在‘朋友圈’这个广场上越来越谨慎，不敢表达真实的自己。微信推出了‘三天可见、半年可见’等这样的关卡，有过亿人使用，冗杂的朋友圈正让年轻人远离”。网络打破了人们社交的时空界限，但是人们并不满足于在网络社会中进行一些类似于平面感的交流，更遑论这样时刻“在场”的社交已经成为包袱。
人们希望在认识的基础上，能够相互学习和交流。互联网上曾经有过一场有用社交还是无用社交的争论——平面感的交流，因为没有收益而成为无用的社交，除了浪费时间和精力外，无所补益。一篇《放弃那些无用的社交》刷爆了朋友圈，自然是因为这样的想法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当然也有人认为“放弃那些无用的社交”是个悖论。心理咨询师廖玮雯就认为，我们进行社交之前，完全无法判断这个社交到底有用还是无用。其实那些看似“无用”的部分，和那些所谓“有用”的部分，共同组成了我们一段完整的人生。卡斯特认为，只要能够在网络中沟通，分享相同的沟通符码（例如价值或执行的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
换言之，真正来电的社交，只会发生在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的网络之中，到底个体的价值是由知识、趣味、审美和价值观构成的。
孙玮从媒介融合的发展逻辑重提赛博人的概念。与“全球脑”所强调的脑智慧的统一阶段稍有不同，赛博格（Cyborg）的提出始终围绕生物体的身体与技术的结合。她认为目前媒介融合的走向是技术与人的融合——正如前文所述，人通过社交媒体的连接表现为无时无刻的“在场”，这样的融合“正在打破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中媒介与社会之关系”。这样的移动通信网络早就不是社会的子系统，而是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和社会结构变革的驱动力，这样的网络不仅仅是一种媒介、一种工具，而是本身就构成了社会的血脉，形成了网络社会，人们通过技术联结进而实现人与人的联结。
胡正荣在描述5G时代的万物互联时提到，“这种利益的共生性和命运的联动性将日渐增强，而共同体存在和意识还有待不断增强”，但他认为，5G时代不会带来“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别的消失”。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似乎是整个互联网发展史的演进逻辑，倘若“全球脑”能够实现，人脑的内容完全数据化，人类与技术的收关一层壁垒也如技术乐观主义者所愿被打破。从人类身体与技术的结合到脑智慧与技术的更深度融合，网络社会“因而转变成为似乎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社会”。我们是否有必要担心，借由互联网平台搭建的关系强化无可避免地伴随着个人主体性的失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