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屈原文化对湖湘文化的影响与贡献
1.什么是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指湖南地区所形成的独特文化。它源远流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构建过程。湖湘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广义上的湖湘文化，泛指生活在湖南地域范围内的各族人民，在无尽的岁月中，所创造的区别去其他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狭义的湖湘文化，主要指的包括自古就一直在湖南境内活动的原住居民、各个朝代的移民者以及流民等合力创造而形成的文化精神和所铸造的湖南人的品质。
湖湘文化在战国时代开始萌芽，在随后的秦汉隋唐近千年间，湖湘文化处于不断的沉淀之中，宋元明至清代前期，湖湘文化迅速发展并逐渐成型。清代后期直至近代，在经历了2000余年的发展后，湖湘文化最终以独树一帜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一鸣惊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2.湖湘文化的源头就是屈原文化
相关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就已经遍布湖南各地。意味着湖南在八千年前就有人类活动，也就意味着八千年前就有文学创作，至少有原始简单的口头文学。但是直到屈原流放到沅湘一带写下大量卓越凄美的诗篇，湖南文学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才获得外界认可。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文化源头，它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庸置疑，“屈原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源泉之一。屈原在湖南流寓十几年，留下了许多伟大作品，对湖南本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屈原文化与湖湘文化结合有两个高峰，即:首要个波峰期是先秦至秦、汉、三国、南北朝时期。其标志是屈原、宋玉、唐勒等人，深入湘楚大地，与当时文化正涨到峰值及哲学勃兴相契合，促进了文学与湘楚文化的平行发展，这是屈原文化与湖湘文化结合的初潮；第二个波峰期是唐宋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湖湘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其标志有唐朝开元年间中书令(宰相)张说贬于岳州，担任岳州刺史期间，主持建造了建南楼(岳阳楼)。【张说（667-730年），唐朝政治家、文学家，推动“开元之治”的一位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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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照
从此，岳阳楼聚集“迁客骚人”登楼吟唱，诗成《岳阳集》。有文学巨子孟浩然、李白、杜甫、刘禹锡、张九龄、王昌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镇等，无不入湘凭吊屈子，并留下不朽的诗文，将湖湘文化提升到了高峻的品位。这一时期，屈原文化与湖湘文化较大的特点就是繁荣的诗词歌赋。
3.屈原的创作为湖湘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屈原踏上湖南热土的那一刻，就是使他流芳千古的文学创作历程的开端。他的主要流放地处于沅湘一带，这里的民间文化对屈原的人生道路与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可以说，是湖南成就了屈原的辉煌和伟大。如果屈原不是流放到湖南、不是行吟在沅湘之间，不是殉道于汨罗江，而是流放于其他地方，那便是另一个屈原了。应该说，湖南的奇山异水、神话传说、民俗风情成就了屈原伟大的诗篇，湖湘人民对屈原的深沉感情成就了屈原不朽的辉煌。但屈原的辉煌又给湖南留下永恒的财富。
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作品的问世，奠定了屈原的文学地位，也为湖湘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直将《诗经》与《离骚》相提并论，合称“风骚”，可见，《离骚》影响之大。刘勰于《文心雕龙·比兴》对屈原的作品评价道:“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可见，屈原的作品深得《诗》之玄奥，讽具“比、兴”之妙。《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更将屈原赞为楚辞旗手，引领一代风骚。屈原之后，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效其从容辞令，而留下诸多名篇。他们文脉相承、意气相接，词如丽锦，句若流云，尽现楚辞风流。
4.屈原文化铸就了湖湘文化的灵魂--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慷慨气节，对后世影响巨大。他留下的“骚体”诗歌，对中华文学和整个中华文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屈原将他的爱国精神和慷慨气节连同他的“发愤”的歌唱，播撒在湖湘大地上，成为历代湖南人的丰厚精神滋养。
屈原提出的“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体现了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已经成为湖湘志士的心理凝聚点,成为湖湘文化的核心。从屈原到王船山，经魏源和谭嗣同，再到黄兴、毛泽东等，在这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文化继承中，湖湘文化里心忧天下和敢为人先的爱国经世思想，求索“大本大源”的执着思想，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与时俱变思想都和屈原所倡导的精神本质是一致的，由此也可探究湖湘文脉广文蕴深。湖湘文化之所以在全国区域文化中能代表中华文化之精华而享誉寰球，均源于屈原的“爱国忧民、上下求索”和他诗篇里体现的“变法、爱国、恤民、求索”的文化内核。
近代以来，诸多的湖南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拯危救世，舍我其谁”的气魄不断前行。湘军将领左宗棠领导收复了新疆，给予了沙俄以沉重打击;谭嗣同在救亡图存道路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陈天华不惜投海提醒世人勿忘救国。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一文中对湖南精神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将湖南比作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比作德国分裂时期的普鲁士。他甚至认为“要想吞并中国，只有等到湖南人都死尽。”这是对湖南精神很好的概括，也是对湖湘文化很好的诊释。
5．屈原文化的兼容并蓄给湖湘文化植入了博采众长的基因
屈原文化本身包容了荆楚文化、湘楚文化和当时楚国各阶层、各地域、各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从而给湖湘文化植入了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基因，使得湖湘文化能与其他的区域文化和不同的学术流派以及外来文化进行良好的沟通与融合。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不断传入中国，湖湘文化开始向现代化转型，而湖湘文化中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与时俱变思想，被近现代的湖湘英才们发挥的淋漓尽致。魏源突破“夷下之防”的传统观念，首要个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左宗棠则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首次付诸实践，筹办洋务，开办近代工厂，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郭篙涛是近代中国首要个驻外使节，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历史文化等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并且在当时保守意识还较强的中国，胃天下之大不题的风险，广泛宣传和传播西方文化知识；维新志士谭嗣同以“通”为学术宗旨，融合中西文化，全方位地汲取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墨家、佛教以及湖湘理学、船山学说的思想养料，汇聚百家之精华，建构了其《仁学》思想体系；五四运动以后，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为代表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列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国革命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 屈原正道直行的高尚品质成为湖湘文人所坚守的一种操行
屈原从权势显赫的左徒，跌落成湖湘大地的一位行吟诗人。人生的巨大落差，虽然给他精神造成了千万痛苦，但是令人敬慕的是，处江湖之远的屈原依然深深地眷恋着这个令他烦恼且愤恨的王朝与政府。在“士无定主”、价值多元的战国时代，屈原本可以如其它名士一样，离国而去，寻找自己的乐土，可是，屈原并没有这样，而是在“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zhen3:古代车后的横木）怀兮，甲之朝吾以行“的矛盾中，仍然坚信“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操守“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以终穷”。对民族、对祖国、对故乡怀有如此浓烈的情感，真是如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所云:“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子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因此，后世学者，每当身遇民族危机、国家破亡之时，无不以注解屈原著作而为自己思想和精神的寄托。屈原的这种关注民族、体察民情、情系民心的士子风骨成为后来湖湘文人所追随的一种精神楷模。在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的斗争中，我们看到一批批湖湘士人自拔于流俗之外，特立独行，坚贞不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7. 屈原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给湖湘人士以深刻影响
屈原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对湖湘文化带来深刻影响，这种坚韧精神体现在湖湘文化中就是霸蛮精神。“霸蛮”是湖南人的性格中最重要的特征，湖南人的霸蛮给人的感觉是个性强。湖南人的许多性格特质，如倔强、_刚直、英勇、坚毅、强悍、豪侠等，以及“特别独立之根性”，都可以称之为霸蛮精神。湖南人的“霸蛮”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有坚忍执著、负气好胜、勇武耐劳、野性鲁莽等特质，认准了的理，九头牛也拉不回。又有一种特别独立的自主精神，依自不依他，坚持真理，决不退缩。 湖南人的精神是甚么?“若道中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度）“自清季以降，湖南人才辈出，举世无出其右者”（历史学家谭其骤）。湖南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之盛誉，有“无湘不成军”之美称。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湖南人写就，湖南人承担了最近二百年中国历史的大部分，历史让湖湘人骄傲。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首批评定的上将以上高级指挥员中，十大元帅中湖南人占了三位(贺龙、彭德怀、罗荣桓)，十位大将中湖南人占了六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五十七位上将中，湖南人占十九位:一百多名中将中，湖南人有四十五位。国民党的创始人黄兴、宋教仁是湖南人，高级将领60%是湖南人，比较盛名的将领有程潜、唐生智、陈明仁、陶峙岳、李默庵、宋希濂等。
8. 屈原的美政理念深深影响了湖湘人士积极谋治的经世精神
屈原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能臣，有着出色的治世才能。在外交方针上，屈原主张联齐与强秦对抗，具有远大眼光。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施使国家富强的“美政”。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在《离骚》中说道:“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屈原这种作为能臣的经世精神深深影响着后世的知识分子。
以湖南人谭嗣同为代表的激进派思想，代表了那个时代很高层次的思想水平，他们是真正的先行者，先行者必然是孤独的，他们的思想很难为世人所接受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和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下，激进的维新人士不得不饮恨吞声，堰旗息鼓了。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人为武装反清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是舆论界的骄子，还是战场上的英雄。在辛亥革命准备阶段，他们策划组织实施过长沙甲辰起义、鄂宁起义、萍浏酸起义、抢米风潮、保路运动，黄兴还多次领导了东南沿海起义。武昌首义前后，湖南人始终站在斗争首要线，蒋诩武担任临时总司令、黄兴担任战时总司令、谭人凤担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勇敢地捍卫了首义胜利成果。在响应武昌首义的斗争中，焦达峰、蔡愕、李燮和、黄钱、孙道仁、张百麟等成为光复各省的重要领导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还出现了宋教仁、禹之漠、蔡愕、陈天华等盛名的革命家，他们为了革命的成功，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特别是陈天华的《警世钟》至今还在我们耳畔回响。
总的说来，明清以后，湖湘人才层出不穷，他们大多以经世致用的主张和成就著称于世，王夫之是盛名学者，他以抗清复明为头等大事，在举兵起义、出仕南明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后，才潜伏山林，通过研治学术来表达自己的经世致用之志。
屈原作为上古时期被贬滴至湘的逐臣、文人，在深受着强悍的上古湖湘人影响的同时，他们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湖湘人的祖先，并且这种影响代代相传，形成一种集体意识。湖南自古就是移民省，这种移民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她对屈原文化的吸收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综上所述，屈原文化和屈原精神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结语
屈原的人生是悲惨的人生，也是辉煌的人生。他的诗歌创作为湖湘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发展奠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文学成就至今无人企及。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中的两句话来概括，便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屈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湖湘文化的历史建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当代湖湘文化和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屈原的爱国精神、上下求索、忧国忧民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我们要大力学习和传承屈原精神，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华文明熠熠生辉！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