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类学研究方法在互联网时代的更新
进入到互联网时代，文化的多样性由于技术的便利变得复合交叠，对于人类学来说，文化所依附的田野的选择自然也不能还尊崇原有的单点。马库斯和费彻尔建议采用“多点民族志”解决上述问题。然而到了网络社会，人和文化的移动开始变得更加频繁，自然，人类学的“田野”也必须要移动起来，普通的多点民族志也无法满足此种文化研究的需要。为此，卡斯特提出摆脱既有的对于物理空间田野作业的束缚，转而从网络民族志(Ethnography of Networks) 寻求研究的突破，而且网络也还是同特定的物理空间相关的。同以往的田野不同，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有极强的扩张性，同时极富活力。网络研究更加重要的是不仅可以从网络中看到很多的节点，同时能够清楚地发现节点之间的关系，因此网络研究能够更好地发现移动和变化。网络民族志正是通过研究节点及其之间的关系来发现文化之间的互动和差异的。除了网络民族志以外，互联网虚拟空间的民族志研究也是一个超越物理空间的文化研究策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虚拟空间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空间，几乎影响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线上社交无疑已经成为现代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虚拟社会的概念已经被大众所接受。
首先，在田野点的选择上，所有的田野调查都要从选取田野点开始，无论是实地田野调查还是互联网田野调查，经典的实地田野调查在选取田野点时相对容易，因为无论是人群还是社区抑或是村落都有一个相对明显的、可识别的边界。然而，互联网空间似乎是无边界的，它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因此在网络民族志的田野中，田野的边界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一个需要人类学家主动地、有意识地与调查对象共同建构一个网络空间( Space of Networks) ，这个空间是差异化的存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从最开始的田野边界的设定上就已经开始提前结构化了自己的研究发现和结论。
其次，在田野进入问题上，经典的田野作业中都会有一个田野进入的“看门人”作为中介将人类学家带入田野，并充当地方文化和人类学家之间的媒介，从事跨文化的“翻译”工作，让人类学家慢慢地对地方文化逐渐了解。然而，网络民族志中人类学家可能没办法通过如此的中间人获得帮助进入田野，一个网络中的个体节点之间的联系大部分是相对较弱的。网络民族志的人类学家可能无法期待通过认识网络中的一个人就能够同所有人熟识。他可能需要在网络中尽量多地认识不同的个体从而获得对整体的了解。这样一来，人类学家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选择多个网络，而不是仅在一个网络中。同时，由于不同的网络中生产、交换的信息和知识是有差异的，并且人类学家所掌握的知识有时候在某些网络中是不足以同其他的网络成员交换的，所以人类学家大部分的时候更像是需要透过自己的资源甚至动用经济手段换取网络成员的信息。即便如此，人类学家也必须要熟悉网络中成员彼此生产和交换的知识，以此来说服其他人提供必要的信息。如此，人类学家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被观察者不再是“他者”，人类学家也已经嵌入到网络中，无论是在空间意义上还是社交意义上。
再次，在民族志的呈现上，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产出，也是关于一个特定族群文化的真实记录。从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关于民族志方法的讨论和争论就始终存在，20世纪20年代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为代表的科学民族志强调对于异文化的忠实记录，强调民族志写作中的主客位立场的区别。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也强调，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关于文化的定义是非常直接的，文化就在那里，人类学家的工作就是忠实“描述”。当时民族志中所呈现的文化是固着在地方的，因此民族志也是地方文化最直接的反应和记录。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新一轮对于民族志的反思和批评，以马库斯和克里福德为代表的人类学对于传统的民族志中所体现出的人类学家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写文化”的概念挑战了传统的民族志中人类学家代表被研究者书写、呈现其文化的方式，更加强调互为主体性的文本建构方式。
到了今天，随着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我们发现不仅仅是关于异文化的书写和呈现需要被批评和讨论，就连格尔茨所说的“就在那里的文化”也越来越难以寻找。现在在寰球任何地方想要找到一个内部统一而又明确地区别于他者的文化整体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人类社会开始快速地现代化和同质化，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媒体、电讯技术、经济、移民、旅游开始让联系发生。文化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这对于传统的以一个整体性的异文化为记录对象的民族志来说又是一个挑战。“无民族的民族志”这种在经典的民族志书写中被视为在逻辑上完全无意义地呈现在当下变得可能，甚至有些时候还是必需的。
在人类学家开始尝试从事网络民族志时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首要，关于民族志的核心方法——参与观察。很显然，互联网民族志中的观察只能在一个特定的和简化的模式下才能够实现。我们可以观察一个网页随着时间发生的改变，可以观察一个讨论组的形成和解散，可以观察一个微信群中文字信息的增加，也可以观察一个3D的环境中人物化身的移动。但是，我们没办法看到所有这些行为背后的真实的人，而这才是参与观察的核心。因此，参与观察和民族志实践之间的关系成为网络民族志这个概念是否成立的痛点。通过视频进行网上观察、透过社交软件进行访谈，包括网上座谈会、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在西方已经成为互联网民族志参与观察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可以获得相对完整的事实材料，解释互联网中的文化现象。至于是否需要将线上和线下的材料互相印证，则属于研究视角问题，并不涉及研究是否具有意义的问题。第二，关于网络民族志的材料和数据的真实性问题。互联网上的信息，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国籍等很难判断真实与否，为此，多数人类学家遵从使用信息的人自己的判断，并且不刻意地将网络上获取的资料同真实寰球进行对照。从事互联网研究的人类学家认为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之间并不需要互相印证，两个空间可以独立并行运转，对于两个空间的研究也不应该刻意寻求数据的互相印证。一个人很有可能在网络空间中选择了一个和自己真实生活中完全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甚至性格，当然也有人会完全按照自己真实的生活中的形象去描绘自己的网络肖像，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第三，关于互联网民族志中的语境问题。由于互联网民族志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和研究对象完全是透过虚拟的网络进行互动，这就导致了田野中语境的消失。所有的人际互动中肢体的动作、说话时的神情、周围的环境等一切有关语境的背景内容都被抹去了，而这同真实情境中的面对面交往是极为不同的，面对面交往中除了对话内容以外，身体姿势、说话的语调，甚至周围的环境都对于理解交往行为极为重要。互联网的交往中只有被输入的文字和一些表情符号，因此互联网民族志需要借助多点民族志的方法，将互联网作为田野调查的其中一个点，同时将物理空间也纳入到对于情境的分析中，否则这种意义上的互联网民族志只能是话语分析或文本分析。
四、总结
从上述的文献梳理可以窥见，西方的互联网研究早于中国，并且更加注重理论和方法的积累，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与此同时人类学的发展面临一个新的研究机遇——迈向互联网领域。这折射出了随着全球化及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逐渐深入，个人和群体、社会、国家都已经被卷入到彼此关联、永久在线的寰球之中，同时也反映出人类学显著的应用属性。当代人类学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研究对象本身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是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加速更新所带来的种种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在国家和民众都开始意识到中国正在不断地数码化、网络化的前提下，人类学家也开始思考互联网时代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前景，反思如何面向更加网络化的社会和寰球。
互联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人类学进入互联网研究是一个新的尝试，然而相关研究的探索离不开所有的研究者创新的学术精神以及包容和开放的治学态度。上文已经谈到，就知识基础与实践传统来说，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理路与传统人类学研究有着承继关系，同时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也与今天人类学的不同分支领域有着明显的交叉，例如，都市人类学、发展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媒介人类学等等。这些分支领域的研究都已经开始将互联网作为重要变量，需要互联网人类学在学理上的支持与合作。互联网人类学的发展不仅仅提供了一个更加具有前瞻性的学科视野，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能够整合多方资源包括学术、行业、政府并促成学科内部、学科之间乃至学界与商界及政府之间沟通、对话的平台。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互联网人类学将做出卓越的贡献。
（信息来源：《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略有删节。作者：周大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