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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一格”的文本
接续着前面的讨论，让我们回到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政治思想方面的断裂现象，譬如清代道咸以后的政治思想。如果我们读一般的清代政治思想史，则入眼的极可能是戴震、焦循（1763—1820）、凌廷堪之类，但是如果深入当时的日常寰球，则对道咸以后的政治寰球影响较大的是一种高度生活化的理学思想，许许多多与同治中兴有关的大大小小人物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而此时期理学的倾向与价值偏好，正好与当时的西学背道而驰。大体而言，他们喜静厌动，认为应该沉静少话，应该少与商业或城市事务相牵扯，反对奢靡浪费，颜色应该是低调的，日常生活应是俭陋而低调的，书法的字体应是朴素而洁静的，客厅中所悬挂的书画应是道德教化意涵深厚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双眼应尽量下视、尊重等级、“日求寡过”，随时注意“惩忿窒欲、迁善改过”，重内心而不务外、平且实，甚至太多的“我”也是不好的。
与此同一时期，《清学案小识》中所收的一大批理学家，其中有许多是在地型的、在本地社会发生重要影响的理学家，他们的思想信条形成一系列（constellation）行为理想及生活态度。有许多人认为这是部迂腐至极的书，但我却在这里看到了一大片中下层人物的思想、生活和心态，以及他们以这样的心态在社会上的作为。书中充斥大量纯朴雷同的套语，但是纯朴雷同正表示一个时代思想的一致性，这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现象。这些几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套语，或模式文本（template），或“正则”式的表述，其实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们反映了这一时期中最有力量的一种“理想上”（ideally）应该成为的政治人格的实况。如果忽略了这一层，对晚清政治中正、反两方面政治思想的掌握都会失真。有些人认为若是离开了当时代表性的思想家，则都是一些模糊、偏离或迷失的观点，便会不知不觉地忽视它们。正如E.P.汤普森（E. P. Thompson，1924—1993）指出的，与其视英国的工人文化为英格兰文化风格的偏离、堕落或消逝，何不正视它为一种新形成的工人文化。
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杂书”是很有力量的文本（譬如晚明出现大量类似日本江户时代“御杂书”之类的文本）。我觉得这类文本带有一种主动性，为了适合各种时代、各种地方、各种场合所改编、改撰成的这种文本，其内容、性质与现实功用也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原初的脉络，跟着环境产生微妙的变化。“杂书”的种类多至难以想象，如眉批本、选本、辑本、示例本、重写本、集辑、集锦，或适应各种环境需要而编辑、改写的本子，甚至书目提要等，它们往往较能反映时代，流通最广。选本、辑本等的改编或改撰的主动权，不在原来的作者，而是操在选者、辑者或改撰者手上。譬如眉批本的主动性即在相当程度上操在眉批者的手上，是所谓“一经眉批，便为私有”，故它们是一种再创造，是选者、辑者旨趣的展现，是适应现实的“可行动化”文本。而近世中国许多“杂书”，如家训、清言、格言集、笑话书、童蒙书、修身书等，往往有着若隐若现、来路不明的理学元素。我个人便觉得《菜根谭》中江右王学的味道甚为浓厚，人们随手披读，对近百年来日常人生观的塑造影响很大。譬如《菜根谭》中说：“须定云止水中，有鸢飞鱼跃气象，才是有道的心体”；“则性定而动无不正”；“心地干净，方可读书学古。不然，见一善行，窃以济私；闻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藉寇兵，而赍盗粮矣”；“天理路上甚宽，稍游心，胸中便觉广大宏朗；人欲路上甚窄，才寄迹，眼前俱是荆棘泥涂”。书中也反复讲“心体”，如“有道的心体”，讲“何思何虑”，讲“初心”，讲“欲”与“理”的拉锯战，讲“扬除外物”“人定胜天”。因此，我们要了解近几百年来一般思想的动向，不能忽略这类“杂书”中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即使到今天，仍有许多人从《菜根谭》中得到人生智慧，台湾许多科技新贵在人生道路上受《菜根谭》的影响还远胜于《论语》《孟子》。这些思想的氛围进入人的意识之中，在每一个枝桠的分岔点，每一个生命的分岔处，左右着人们的走向。它们成为一种理想、一种语言、一种评价标准，形成一种与人生历程仿佛性的情节与架构，决定了许许多多人生的走向，并多少决定了历史的动向。
成语或格言是传播理学元素的利器。譬如“天理人欲”“良知”“江山易改，本性难易”“变化气质”等，人们往往从这些成语、格言中，不自觉地受到理学思维的浸润。又如袁了凡（1533—1606）的思想，也是靠着像“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等习语，将繁复的思想体系不太准确地凝结在一粒粒“胶囊”中为人所服用。当然有的强调人欲与天理之争等，有的强调“避”“退”“俭”“约”“啬”“圆”“和”“淡”“厚重”“沉静”。强调人皆有“命数”“天数”，要“循理安命”。大体而言，总是主张恬退的多，主张激昂奋发或公平、正义、勇敢出头者少。譬如姚舜牧（1543—1627）说：“一部《大学》只说得修身，一部《中庸》只说得修道”；“恬淡安泊，无他妄念，此心多少快活”。张英说：“圣贤领要之语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堤之束水，其溃甚易，一溃则不可复收也。微者，理义之心，如帷之映镫，若隐若现，见之难而晦之易也”，庸人“多求多欲，不循理、不安命”。
各种格言往往也塑造一个时代的生活气质或人生态度。如果我们以重商或反商为主题，稍微检视，则可发现《治家格言》中认为从商是极危险之事，“独有田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这些格言界定了什么是正面的人生价值，如“淡”“常”“澹”“让”“宽”“利人”“脱得俗性”“减”“让”“退求”“悔”“有余不尽”“卑”“静”“默”“守浑噩而黜聪明”“少事为祸”。格言也界定了什么是负面的人生态度，如“聪明”“声色”“利欲”“宠”“满”“盈”“客气”“名根”等，其实际影响是不可量计的。
“扰乱事物之来”，即是一种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能表现出的态度，一动不如一静，以很好无事作为正面人生的理想。一个厌恶事物之来的人，遇到生活中每一个选择的时候，倾向于静而无事的一方，收关一切便有不同。譬如“理”的社会，是以现有结构的稳定为前提来思考，尽量避免矛盾与冲突；但重“气”则不然，比较容许改变并加以秩序再造的可能。套用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名句“前面有两条路，我选择了人烟稀少的一条路，后果便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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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层次
另外，我还想谈谈“思想的层次”。并不是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材料，都方便做层次之分，不是一定有如此层次之分别，或不一定能做到，但研究者要有这一觉知（awareness）。若想将思想区分出一些层次，我们就要知道历史上真正下及草根层次的思想学派相当少，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略，历史上有时也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宛如流转于风中的思之事物的微妙影响。而且也不是一定要下达草根层次的，才能左右历史的实际发展。这里面有极为复杂的变量，极为复杂的现象。但是以下几个问题，仍然值得考虑。
某一思想总归下达到何种程度？什么时候下达？以什么样的形态下达？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极富挑战性的。明代的心学家相较之下更在意“觉民行道”（余英时）的任务，他们透过大量深入草根的讲会，一村又一村讲学，其中很多还形成讲会的网络，办各种工作坊式的讲学活动，譬如泰州王艮（心斋，1483—1541）及他的弟子们的著作中便常看到这方面的记录。在思想的表达方式上，也常看到他们用几句“宗旨”，或是几句口号，帮助一般群众掌握其思想旨意，如王守仁（1472—1529）是“致良知”、罗近溪（汝芳，1515—1588）是“赤子良心”、聂双江（豹，1487—1563）是“归寂”、季彭山（本，1485—1563）是“主宰”、黄绾（1480—1554）是“艮止”、王心斋是“百姓日用”、耿天台（定向，1524—1596）是“常知”、李见罗（材，1529—1607）是“止修”、耿楚倥（1534—1584）是“不容已”、唐一庵（枢，1497—1574）是“讨真心”、胡庐山（直，1517—1585）是“无念”、湛甘泉（若水，1466—1560）是“随处体认天理”、李贽（1527—1602）是“童心”。李贽到处宣传“童心”——“绝假存真，最初一念之本心”，其影响之深广，为“口号式的儒家”下了一个很好的脚注。
关于“口号式儒家”，我还想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李贽。我们从陈荣捷（1901—1994）广泛搜辑的《传习录》遗文中看到一条有意思的材料，两个街上吵架的人互相指责对方：“甲曰：‘尔无天理’，乙曰：‘尔无天理’；甲曰：‘尔欺心’，乙曰：‘尔欺心’。”阳明见状大乐，认为他的良知思想已下达一般民众了。但是这里仍有一些例外，如阳明的各种本子，每以浅显的方式向通俗大众推广。如嘉靖年间刻的《阳明文粹》，书名页上居然有小字向读者推销说“指历圣相传之正脉，在孩童不虑之良知”。值得注意的是，受阳明影响的李贽，居然在通俗戏曲中被连篇累牍地讨论。譬如《人天乐》便大幅地讨论、谴责李贽，说：“李卓吾之书，小弟幼时也都看过，他原是一个聪明才人……自此书（《焚书》）一行，世道人心皆从此坏，此正所谓邪说横议，其为害不在杨墨之下”，又痛批《藏书》“是非颠倒”《人天乐》中讲李卓吾之处达五页之多，都在讲李卓吾及他的思想：“小生这李卓吾不必说了，近日又盛行金圣叹之书，冠翁以为何如？生那金圣叹也是个聪明才人，笔下幽隽，颇有别趣，其持论亦不甚邪僻，只是每每将前人之书任意改窜，反说是古本。”，对李贽学说争论得津津有味。并不是大部分的理学思想都能下及通俗的层次，也有一些特定人物，譬如邵雍（1011—1077），特别能得到通俗文本的青睐。在《张协状元》这类戏文中，邵雍的想法就被反复引用。戏曲、小说是传播理学元素很重要的媒介，广大民众是从戏棚或通俗唱本中不自觉地得到理学思想的一鳞半爪，并深深受到其思想倾向的影响。
从“街头层次”来考虑思想运动时，便要有许多不同于传统思想史研究的想象。要从各种新闻、期刊、乱七八糟的文本或言谈中得到些许可以拼凑的信息，它们如旋涡般往复作用着。没有正典当然不会有这些“周边文本”，但是如果不注意这些“周边文本”，便不能了解它们在不同情境下的转译、再译，以及发挥或变造的样态。
本文认为，如果没有考虑到上述问题，则一方面会对思想史的现实作用了解不足；另一方面会误以为“政治思想史”上所讲的，已经涵盖了此下几种层次的思想状况，因而误以为思想家出现过的想法，社会便会自我受其洗礼，而忘了两者之间可能有严重的断层。从这里要导向一个本文的核心议题，即思想的层次性。如果思想可以区分层次，以清代中期而言，可能最上层是考证学大师戴震，他发展出了容许某种合理的欲望或声色货利的政治思想（“欲当即理”）。可是对中层、中下层——也就是官僚士大夫，一直到地方上的小读书人，甚至到从戏曲、成语、格言中得到一些“思想”的下层来说，最有影响力的是如何过有组织的内心生活，同时要如何抵抗声色货利。或是在某些时候，最下一层是一种绮丽的思想，而中上层又是另一种或另几种思想色彩。如果思想史家可以尽可能把握不同层次的思想状态，那么就不会纳闷为何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时代，居然一般官僚士大夫乃至下层民众对他一无所知，从而也就不会讶异于历史发展之不如此而如彼了。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通常较大多数人的倾向是转动时代轮轴的最重要力量，但是历史不一定是数人头的游戏，在某些情境下，不一定是要下渗到街头层次的思潮才能转动历史。在某些时代，往往是一群人的发动，即足以使整个时代随它而转。在那种时候，如果若干思想精英的思想与整个时代的关怀或渴望相契合，透过强烈的努力，也可能改变一整个时代的思想气候，逐渐由少数派变成多数，由“思想的存在”变成“历史的事实”，这中间有一个历史的复杂的过程，值得深入探究。
社会、政治、经济及结构大变动的时代，最上层的精英思想，可能人数最少，但却产生较大的影响。五四前后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1889—1927）、傅斯年即是一个例子，当时广大的人民是趋向保守的。可是在当时环境的催化之下，新思潮迅速替换了旧思维，如飞机场里显示班表的铁片，乍然间翻了一遍，连原先非常保守的乡村，也产生相当的变化。它不见得真的改变了实质，但是它形成了一个人们趋向或对抗的价值框架（或目标），并在那里不停地发生作用。历史上许多文风或思潮的变化，从一开始也只是少数几个人形成了梁启超（1873—1929）所说的历史的“发动机”。
像“程序正义”，若回到法律传统，“正义”不仅应该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个观念不是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提的，但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细加区分、阐述三种“程序正义”之后扩大了影响力。以我在台湾的经验，罗尔斯《正义论》流行之后，人们也不知来由地辗转耳闻“程序正义”的观念，并付诸实践。如今，在台湾乡下乡镇公所的一场招标会中，我们也有可能听到不知谁会突然丢出“程序正义”一词。
这里的意思并不是那一个阶层的思想之间在传播上有一个优劣顺序，传递或流布要照此顺序进行。这里要随举一例。《柯林武德自传》第三章中讨论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学生时代一派以格林为首的“繁琐哲学”。他说，格林对当时的牛津、剑桥为主的哲学高层影响不大，可是它们却在英国广大公务员及一般百姓之间有巨大影响。由于牛津大学也是教会、法庭、公职机关和议会里的公务人员的养成所，牛津的学生一批又一批地走上公职生涯，格林学派使他们抱持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他们在牛津大学里学到的哲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们的职责就是将它付诸实践。这个信念为理念差异很大的政治家、社会改革家甚至是政府官员所共有，从1880—1910年前后，它已渗透了国民生活的每一部分。故当时在上层没有大众影响，可能渗浸了以下几层，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般简单。
正视“思想层次”的问题正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在许多时候下层的思想的惰性元素，是更强固而有力量的，对下层民众而言是更有说服力的。我们看历史时便不能忽视这一点。思考历史时，应该要了解这几个层次之间的分别，及相互之间具有无限可能的关系，以及决定它们互相关系的时代背景、社会经济条件的重大变动等。在不同的思想层次之间，固然有优先的顺序，但不总是按照由上而下的顺序。一般讨论“影响”，都关注“抽象”的影响“实际”的，“上”阶层的影响“下”阶层的，可是实际的情况却未必都是这样。不同层次之间没有截然固定的关系，事实上，许多时候所谓“影响”是来自四面八方，像风一样吹拂的。
这不是在说较高一层的只局限在自己，事实上宋明理学的若干稀薄的思想元素渗到下层，成为一种势力。透过格言、联语、小说、戏曲的影响，为人们所日用而不自知。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朱熹（1130—1200）、王阳明等大儒，也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各地星罗棋布的大大小小读书人。很多人认为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没有关系，但是正如经济学大师熊彼得说的，他可以轻易地在许多财政部长的经济政策中发现他们过去所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在晚明心学之后，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曾经在相当程度上下达到街头层次。根据佐藤仁史对江南尤其是上海一带的研究，新的概念丛下及地方上的“市镇社会”，但是并非所有晚清以来的新概念都有办法下及基层，在“市镇社会”比较常见的往往是“爱乡心”“爱国意识”“爱国主义”“爱国心”“改良风俗”“权利意识”“公共心”“合群”“社会进化论”“种族思想”“新剧”“人种进化”“身体的文明化”“新文化运动”“通俗演讲”“天演竞争”“公理”“优胜劣败”“万国公法”“文明化”“文明观”“文明结婚”“文明性”“平民教育”“民俗”“民德”等概念。这些思想、观念的下渗有一个筛选的过程，而筛选过程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些新语言、新观念产生的影响是隐微而有力的。譬如我们看上海一带小读书人执笔撰写的地方志，就可以发现它与之前各个时代的地方志明显不同。在满纸新语言、新概念的驱策之下，许许多多乡土的文物与故事都在向新的价值与观念靠拢，使得地方社会的一切都有了新意义，好像整个地方是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阶梯上，拾级而上迈向“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