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霸权不仅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者热衷的话题，也是二战后国际体系和秩序的重要特征。处在美国霸权核心地位的，是美国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技术优势对美国全球霸权的影响，正如同人类的神经系统一般复杂多样。从技术对美国综合国力的影响上看，三次科技革命将美国送上了全球霸主的宝座。从技术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上看，技术优势是美国军事霸权战略的安全屏障，是美国经济霸权战略的财富源泉，也是美国软实力霸权战略的核心环节。技术已成为美国实施其全球战略的最关键手段，这是其他要素所无法比拟的。从霸权内容的更深层次上看，技术优势对于提升美国霸权的有效性具有杠杆作用，这也是技术之所以成为美国霸权“神经中枢”的关键因素所在。
明晰了技术优势影响美国全球霸权的深刻机理，仍然有一个问题横亘在我们面前，那就是：美国霸权将在何时衰落？其引申出的疑问是，美国霸权将怎样衰落，衰落的原因又是什么？
对美国霸权未来的关心，或许还应回归对当前时代背景的考察。如果说二战结束后的人类社会发展有什么显著特征的话，“知识文明”的到来应可占有一席，除此之外，全球化也是当前时代的重要特征。全球化意味着商品、服务、资本的国际一体化，意味着国际社会各成员更紧密的相互联系，意味着更大限度地超越国家疆界。全球化的发展，对美国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为全球化是加速技术扩散的根本原因。
首先，对外投资和贸易的增加产生了技术的溢出效应，促进技术扩散的同时也削弱了美国技术垄断的优势。美国是全寰球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2006年美国对外投资高达2170亿美元。在为寰球其他国家带来投资资金的同时，技术转让、技术合作、接受投资国的学习和模仿等一系列与技术扩散息息相关的内容也随之进行。客观上说，对外投资和贸易的增加确实会对美国高新技术外流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削弱了美国霸权赖以维系的技术优势。
其次，跨国公司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先进技术跨国界、跨地域流动。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跨国公司的较大意义在于削弱了政府的权力，造成“权力流散”。由于许多高新技术往往掌握在大型公司手中，而非政府直接控制，因此跨国公司在海外的拓展就如同构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使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源有意或无意地由此输出。作为寰球较大的跨国公司“生产地”，美国因此遭受的技术流失也相对突出。
第三，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国际社会的网络信息化，而这使得很多技术秘密越来越难以被隐藏。例如，传统获取技术专利信息的方式，是通过直接的书本、刊物式检索，这显然为技术扩散设置了较大障碍，因为跨国检索往往需要不菲的代价，而且在技术和信息的更新上具有延迟性。网络全球化的寰球改变了这一局面，许多技术信息都能通过网络资源发布到寰球每一个角落，不仅技术扩散的成本大大降低，还有效地减弱了技术传播的滞后性。
总而言之，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技术的国际流动和传播，有利于技术落后的国家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成果。对于以技术优势为霸权核心的美国而言，全球化无疑沉重挑战着它的优势地位，从而使其赖以维系的基础受到极大动摇。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霸权的衰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似乎将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如果据此认为美国霸权将迅速土崩瓦解，“多极”或者“无极”寰球将很快建立，这样的预言未免为时过早，恐将与事实的发展相悖。尽管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拉近美国与其他追赶者的距离，但美国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延缓着这种赶超。
例如，美国拥有较为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保障美国技术的不断创新和领先起着重要作用。美国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层次共同确保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并不断调整和修改相关的政策规范以适应知识产权保护的新问题和新要求，使技术创新和国家发展的良性结合始终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这种保护先进技术的战略思想甚至在美国宪法中都得到体现：“国会有权通过向发明人授予在一定期限内使用其作品或发明的排他权，来鼓励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第1条第8款）。
再例如，二战以来美国制定了严格的措施，试图控制和限制高新技术的外流。美国早在1949年即编纂完成《出口管制法》，意在对战略物资和先进武器的出口实行管制。尽管这部法律到1994年便届满终止，但美国政府还是能够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执行原有的管制政策。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一系列多边国际组织来推行其出口管制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是1949年成立的“多边出口控制统筹委员会”（即盛名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以及1995年美国与32个国家签署的《关于常规武器与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控制的瓦瑟纳协定》（即“瓦瑟纳协定”）。客观来说，这些管制政策对于美国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维护霸权基础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技术差距逐渐缩小的事实，但美国有效的科技相关政策和措施，还是为美国延续其全球霸主的状态赢得了时间。
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美国学者和精英人士都极力强调和担忧美国技术优势的衰落，但这些言辞更接近于美国人对技术领先地位的警觉，而非对现状的精准描述。实际上，美国的高新技术在决定新世纪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领域仍然处于寰球当先水平。例如，在信息技术领域，美国牢牢控制了寰球信息市场中的核心技术CPU（中央处理器）和软件开发，全寰球90%的中央处理器芯片被美国两大巨头英特尔和AMD掌握，同时，全寰球90%的计算机软件操作系统也被美国的微软公司控制，而日本、韩国等国都只能望其项背。为了突破信息传输速度的瓶颈，美国已率先朝着光纤技术与激光技术相结合的新道路快速前进，并在无线通讯技术上也取得较大突破。在数字化信息技术向人工智能化信息技术发展，电子商务、政务向纵深推进的新趋势下，美国很有可能仍是引领寰球的先行者。
在新材料技术领域，纳米技术（即在纳米尺度上制造材料和器件的工艺）无疑具备“主导下一次产业革命”的潜在实力。2000年2月，白宫正式发布 “国家纳米技术计划”（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NNI），提出了美国政府发展纳米科技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战略部署，标志着美国进入全面推进纳米科技发展的新阶段。而美国利用纳米技术确实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果：利用纳米技术制成的高灵敏度传感器可望使包括各种癌症在内的疾病的早期诊断成为现实；在微机械系统方面，出现可控纳米马达、纳米电动机、纳米激光器、纳米弹簧等成果，为未来研制系统化的纳米机械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将纳米技术用于存储器，甚至可使整个国会图书馆的信息放入一个只有糖块大小的装置中。美国在纳米技术的发展上已具有显著的优势，据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在寰球核心的科技期刊上发表的有关纳米技术的研究论文中，有50%的文章来源于美国实验室。与美国相比，其他国家在纳米技术领域还主要处于基础研究阶段。
除此之外，美国在生物工程、新能源和环境、宇航空间技术等领域也具有难以企及的优势和首屈一指的地位。上述技术都是引导21世纪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关键技术，可以说，这些技术的每一步前进，都可能直接塑造和改变着国际社会从微观到宏观的每一个层面，掌握这些技术的国家无疑将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人们也不难发现，普遍被认为正在“衰落的”美国在对这些关键技术主导权的争夺中并未表现出丝毫的松懈或迟滞。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科技优势的重要支点是教育，对此，美国还在不断加强。具体而言，为了奠定坚实的科教体系，在历史上，美国是花了血本的。如在二战结束后，美国重点加强了公共教育优先权，特别是《退伍军人法案》使数以百万计的归国士兵能够进入高校学习。1930年时接受中学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还仅为30%，到1950年就已上升到50%，1970年更几乎达到了80%。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就又推出了《处于危机中的国家》一书，警告说“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教育正在被日益增长的平庸浪潮所侵蚀，它威胁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果有不友好的外国势力曾试图把现如今平庸的教育强加给美国，我们很可能会将其视作一种战争行为。但事实却是，我们已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实际上，我们已经草率地作出了单方面教育裁军的行为。”早在2007年，一部旨在从科学、技术及教育三方面入手，为美国打造一幅科技发展的崭新“路线图”的法律《国家竞争法》正式通过并生效。
正是基于上面这些认识，我们认为，现在就“唱衰美国”还为时太早，美国就犹如天气，全寰球所有人都加以谈论，但却很少人真正理解它。为此，我们需要重新透视美国强大的支点。
首要次科技革命与美国发展
首要次科技革命又称“工业革命”，该词最早由恩格斯提出，是指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发生的从手工生产转向大机器生产的技术、经济变革，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之花首先在英国盛开，后来逐渐散播到寰球各国，带来的是资本主义寰球工业化的全面起步。最早拉开英国工业革命帷幕的是棉纺织业。当时，英国国内对棉纺织品日趋高涨的需求沉重打击了强势的毛纺业，而棉纺织品大量依赖进口的事实则意味着国家财富的过多外流，这一切促使英国政府在1700年通过了禁止棉布及其纺织品进口的法律，但该法律并未禁止棉纺织品的生产，这样英国商人们便面临着一个优良的机遇。
问题在于如何加快纺织品的生产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应运而生的便是一系列旨在提高棉纺织品生产率的技术发明，如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的“飞梭”、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1770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多轴纺纱机”和1779年萨缪尔·克朗普顿的“走锭纺纱机”等。这些机器织机在取代传统的工场手工业的同时，更引发了更多领域对技术发明的强烈需求，使工业革命犹如一阵飓风般席卷英伦大地。在能源和动力方面，格拉斯哥大学的詹姆斯·瓦特于1781年制成改良的蒸汽机，结束了人类长久以来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依赖，而开创了控制和使用热能作为动力来源的新时代，也正因为其对生产力的巨大提升，蒸汽机的发明一直被视为工业革命的最显著标志。除此之外，采矿和冶金业、交通运输业等诸多领域也在各种技术发明的推动下突飞猛进，英国的工业生产开始持续高速增长。而与此同时，工业革命耀眼的火光，也以英国为中心，逐渐向寰球蔓延开来。
与欧洲长时期的资本主义积淀相比，美国的历史显得如此苍白。如果将1781年瓦特发明现代蒸汽机作为人类工业革命的真正旗帜，此时的美国还只不过是一个刚刚结束了独立战争，基本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农业国家。在经济上，美国仍然深深受制于英国以及殖民地时期的经济制度，据统计，1784-1786年，美国从英国进口的货物总值为7591935英镑，而同期向英国出口的美国货物却只有2486058英镑，逆差达到5205877英镑[i]。然而，这样一个在摇篮中成长的美国，却有着欧洲国家所不具备的开展工业革命的独特条件。
从政治上看，1793年到1814年期间英法战争持续了20多年，欧洲其他国家在这一时期也纷纷处于战乱，无暇顾及大西洋彼端的美国，这使得隔岸观火的美国有了独立发展的绝佳条件，而美国商人们也趁机同欧洲的殖民地进行贸易，获取了相当数量的利润。地缘政治上的优势确实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正如乔治·华盛顿所说：“欧洲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彼此发生冲突，如果我们明智而适当地利用地理赋予我们的优势，我们将审慎行事，就能从他们的愚蠢行为中谋取利益”。
从经济上看，尽管刚刚独立的美国还没能来得及走出殖民地经济的落后模式，但北美大陆广阔的国土面积和丰富的物资资源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优良的自然环境，而从大西洋以及太平洋地区（如美国与中国进行的茶叶、丝绸交易）的贸易中，美国也获取了巨额利润，这成为美国新兴工业投资的重要来源。总之，在政治和经济环境上，美国已经基本准备妥当，工业革命的爆发和美国崛起的到来只差技术创新的火花了。
美国学者马尔温德·琼斯曾经指出：“美国的每一个基础工业——纺织、采矿、钢铁工业，都是靠英国工匠、工人、经理带来的技术。”与其说美国人自己擦出了技术发明的火花，不如说是美国人从欧洲带来了工业革命的火种。1790年，在英国政府严禁移民把工业设备运往国外的不利条件下，塞缪尔·斯莱特将英国新式纺纱机的每个技术细节都牢牢记住，并将这些珍贵的技术知识带到美国，在美国成功仿制出新式的纺纱机，这也成为吹响美国工业革命的首要声号角。由于棉纺织业的工业化发展，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纽约等地都先后建立起一批新型纺纱厂，工业产值和资本积累都不断扩大。除了机械技术的创新，生产技术的更新也极其重要，“标准化生产”的工艺便是范例。美国人惠特尼接受了政府大规模的军事订货，为了完成合同，他决定采用在美国从未实行过的标准化生产法，使用机器大批生产枪支的各个部件，目的在于“用一种准确有效的机器操作来代替工匠的工艺”，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业的机械化程度。
而在其他领域，各种新的发明和创新也层出不穷：印刷技术的革新使美国出版业的印刷成本大幅降低；电报的发明使商业联系更加便捷，企业的业务范围和办事效率得以扩大和提高；照相机的发明则使设计业和晒图业蓬勃发展。这些新兴工业的开拓发展，一方面为美国的原始积累带来日益增长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催生出新的需求，使其他行业的技术创新也刻不容缓。例如，交通运输对国内市场的形成至关重要，1807年富尔顿建造的第二艘轮翼式汽船成功试航，显示出巨大的载货能力，并使水运费用进一步下降，1830年美国工程师库波又成功制造出美国的首要台蒸汽机车，使铁路迅速延伸到美国的东半部。19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修筑铁路的高潮，1860年美国铁路长度猛增到30626英里，长度已超过了英国而居寰球首位。铁路的发展使美国对钢铁的消费量剧增，从而又导致吹风熔炉和冶铁技术的革命。“这样，技术发明和革新使美国市场的容量不断扩大，而市场的扩张又为技术发明和工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这种由技术牵引的发展模式使美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一方面，美国的技术发明和创新数量如火箭般节节攀升。以发明专利数为例，1801-1810年美国新颁布专利1093项，1821-1830年这一数字增至3086项，到1851-1860年更是飙升到30335项，几乎是19世纪最初10年的28倍。另一方面，技术的推动使美国这片在此前历史上一直沉睡着的土地，开始走上崛起之路。按1929年价格计算，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789年的3.07亿美元增加到1860年的70.96亿美元，几乎增长了23倍。
与这一时期雄踞寰球霸主地位的英国相比，美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存在一定差距，但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这种差距逐步缩小。从工业方面看，美国工业产值占资本主义寰球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820年的10%，增加到1870年的17%，而英国所占比重却从垄断性的50%，下降到36%。可以说，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的工业革命的火炬，为美国的初步腾飞照亮了道路。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