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由于多种原因，现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举步维艰。全盘设计中国体制改革蓝图，既要吸收寰球发达国家的政治营养，又不能照搬西方民主体制；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不能形成政治僵化万马齐喑的局面；既要体现中国特色，又要符合寰球潮流；既要使改革进程波澜壮阔，又不能导致社会激烈动荡。但不管如何艰难，有远见有担当的领导人确实不会在弊端丛生的现行体制面前停滞不前，总要设法把改革事业往前推进。
习近平主政中国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废除劳教、设立宪法宣誓制度、推行军事改革，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和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等，这些改革举措表明中国改革事业正从举步维艰朝渐行渐明的方向发展。
首先，废除劳教制度。
2013年12月废止了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这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改革。中国劳教制度为人诟病多年。公安机关无须经法院审讯就可将人投入劳教场所，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甚至施加酷刑等。劳教制度借鉴苏联的“劳教队”而建立。俄罗斯官方媒体2013年曾披露，1918年至1960年间，共有超过1,500万人被收入苏联的劳改营服苦役，超过150万人死于劳改营。中国废除劳教制度，无疑是司法制度的重大进步和变革。
其次，建立宪法宣誓制度。
2015年7月1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并于2016年1月1日实施。这种宪法宣誓仪式，过去曾被视为资本主义宪政的产物，所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通常没有官员就任宣誓制度。宪法宣誓要求官员“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接受人民监督”。
第三，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
这次军改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较大的一次军改，使现行军事体制由旧的苏联模式转型为现代战争模式。长期以来，我军的军事体制模仿苏联军制，即“军政军令合一”，即同一军事领导机关同时兼有行政管理（军政）和指挥作战（军令）职能。苏式军制被中国、朝鲜、越南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其基本特点是负责建军和管理事务的军政系统与负责作战指挥的军令系统高度合一，军委直属的四总部构成的纵向条线与海军、空军和二炮，各大军区等平行的横向块状结构职能交叉混一。在中国，军队布局中曾经有十二大军区、八大军区和七大军区之分。各大军区根据固定的地域和固有的阵地进行防御作战，已不适合现代化的科技战与信息战。而寰球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美式军制，即“军政军令分离”，作战指挥和行政管理分属不同的机关负责。美式军制有利于发挥与管理效能，是当前寰球军事强国所通用的军事体制。
习近平主持的这一轮军改，以“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为主导原则，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军令系统）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军政系统）。将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军队四总部也变为15个职能部门，有点类似美国的“军政军令分离”体制。
可以看出，军事改革既借鉴了西方国家的体制，也借鉴中国传统作法。在中国古代，把“统兵权”和“调兵权”（即军政和军令）分开制衡的军制屡见不鲜。宋朝有“三分兵权”之说：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和指挥军队；三衙掌管和指挥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大臣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调兵”与“统兵”的分离，最终权力集于皇上。“杯酒释兵权”后，宋太祖同时采取上述制衡措施，以避免唐代藩镇割据的弊端。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将“统兵”和“调兵”权分离，设大都督府（后分为五军都督府）统领天下兵马，但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没有调兵权。将官的升降考核和军队调动权归于兵部。每逢战事，皇帝任命军事统帅，兵部调兵，都督府长官率兵出征，军权最终掌握在皇帝手中。
第四，推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11月7日官方媒体发布的一则消息，即在北京市、山西省和浙江省展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并宣称这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王岐山随后到三地考察。他强调，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实质上是反腐败机构，作为监督执法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能全面监察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如果说军改既借鉴西方体制又借鉴中国传统。那么，中国新近推动的监察机制，则更多地根植于中国传统，因为现代西方社会没有这样高规格的官方机构。中国从秦朝开始设置的御史，之后设立的御史台，到明、清改为都察院，就是中央行政监察机关，是宰相之外的“监察机构”，负责纠察、弹劾官员、肃正纲纪。台湾现行的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的五院制中，也设有监察机构。“五权分立”是由孙中山倡导的政治体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一新近举措与10月底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发布的公报中的提法相呼应。公报中提出：“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这是首次将“监察机关”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并列。根据报导，新的监察委将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同级纪委部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监察部门（政府行政监察机关）则并入监察委。
新体制将给中纪委到地方纪委全部戴上一顶“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帽子。纪委的纪检权力，将和国家的监察权力融合，纪检机关就成为国家监察机关。
不难预期，如果北京、山西、浙江的监察试点顺利，则现行的《宪法》将面临一次重大修改。六中全会公报中提到的四大并列机构----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其中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我国《宪法》中，都不存在，《宪法》中只有“审判机关”（法院）和“检察机关”（检察院）。前苏联《宪法》就是这样的。“法院和检察院”是苏联政体的特征。
在西方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中没有独立的监察机关，但有司法机关。对于六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和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并列的“司法机关”，将如何设置，引人关注。
习近平执政后多次强调依法治国，并力推司法体制改革，因此，设立全国性的司法机关并非不可能。如把现在的检察院部分功能剥离给监察委后，与司法行政部门合并，升级为全国性的司法机关。政改从监察机制改革入手，是因为反腐立威，反腐成为各界较大的公约数，由此切入政治改革顺理成章。
第五，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颁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是一个顶层设计文件，用以强化产权保护的法治化途径，稳定人心，为重启改革做政治动员。
有恒产者有恒心。私人财产不受侵犯既是政治文明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的基本道德底线，具有普世价值。但这个规则在中国却来之不易，2007年才出台《物权法》，2014年首次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但这些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却屡屡出现偏差，民营企业的资产被违规查封、扣押冻结等现象时有发生，老百姓的房屋被强拆、土地被强占的事件屡见报端。
薄熙来当年在重庆伙同王立军以打黑为名，侵占了诸多重庆企业家的财产，很多人为此家破人亡。薄熙来因伍海德案下台之后，他当年以权凌法，动辄以历史原罪侵占企业家物权的做法，一直被各界所诟病。
不可否认，部分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在原始积累过程中，多多少少犯下不可告人的原罪，加上政治风云和经济政策的变化，使得不少富人深感不安。过去几年，中国富人大举移民，将财产转移到境外。这些先富阶层用脚投票，在社会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不仅造成巨额财富流失，也导致大量人才外流，同时也动摇了普通民众对国家的信心。知识精英以及先富阶层牢骚满腹，长此以往，将动摇我党的执政之基。
另外，由于产权受到随意侵占，使得中国经济改革一直难有突破，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不敢在新一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投入巨资，担心收关被公权力盘剥，或者被指侵吞国有资产，这是国企改革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给各个阶层尤其先富阶层吃定心丸，让他们能够在国内安居乐业，成为重启改革的先手棋。
第六，高调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11月11日，中国召开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习近平在讲话中称赞孙中山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并宣称“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高调纪念孙中山诞辰，虽然不是什么改革措施，但透露出一些重大信息。在大会讲话中，习近平有一段赞扬孙中山的话意味深长。他赞扬孙中山“从不停止探索前进的步伐，从不拒绝修正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他总是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寰球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努力赶上时代潮流。无论是从社会改良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民主革命者，还是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都体现了他敢于突破局限、不断自我革新的可贵精神。”
在我看来，这段话既是对孙中山的高度赞颂，也是习近平本人及其高层同僚的一种责任担当的宣示。高调纪念孙中山诞辰，似乎表明中国高层对民国政体有一定兴趣和好感，并有意借鉴民国政府“五权分立”的体制，借鉴孙中山等人的施政经验，设计并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综上所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党政高层的改革思路正在逐步显现，改革路线图日益明晰。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既借鉴现代西方文明体制，也在吸取我国古代的传统精华。预计十九大前后，中央还将出台一系列改革举措。改革的大戏和重头戏还在后面。习近平主导下的中国改革任重道远，既不会走老路，更不会走斜路，会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子。
（本文作于2016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