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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安全的堡垒也有放吊桥的时候。”新西兰前移民部长、工党前党魁David Cunliffe最近罕见发声，专文评论疫情之下新西兰移民政策应如何调整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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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垒——是指现在的新西兰，因为疫情，边境封了；放吊桥，就是指接纳移民。
他说，除了难民和团聚外，在疫情的危机时刻，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应始终指导我们，作为谁应该来新西兰落户的判断基础。
哪类移民有利于新西兰国家利益呢？他举了几个例子。
一种是私立培训机构的外国文凭学生，可能只能去做加油站或者超市堆货的工作，还要拿签证。“但其他新西兰人也可以做这些工作，所以净价值很低”。
一种是本地大学的国际博士生，他们支付更高的费用，“还可能会增加我们的研发能力”。他们工作创造的GDP比货架堆放工要多，对创新也是积极的。
一种是高技能的技术人员，可以进入新西兰协助企业或实验室进行尖端技术研发，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但如果新西兰没有本地人无法完成的高价值任务，他们就不会来新西兰。
一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或拥有资源和经验的知名科技企业家，他们有能力在本地投资，同时创造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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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Cunliffe举这几个例子，是想用一套经济学理论来构建新移民政策。
“用经济学的语言，找到边际效益，扣除边际成本”，找到理想位置。那么，问题是，我们能让多少博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知名技术人员进来？我们放下的吊桥应该有多宽？
David Cunliffe认为，疫情是个好机会，新西兰应赶紧利用这个时间——当新西兰防疫成为全球亮点时，多为那些新西兰需要的人放下吊桥。
他认为，如果新西兰只顾封锁边境，而不放人进来。那就不是“堡垒”，而变成了“围困”。
“要实现疫情下的反弹，我们需要的是用巧劲。每个堡垒都需要好的围墙。但也需要一条进口通道。”
“我们的吊桥应该是部分开放的，将严格限制的名额分配给那些能证明对新西兰创造未来最有价值的移民。
“我们需要就恢复战略和边境入境问题作出高质量的决定……我们需要系统地思考，旧规则不能再适用了。
“我们现在就需要为后疫情时代重塑移民。利用我们的人才吸引力，以我们以前期待的方式，促进我们的复苏和所有新西兰人的福祉。”
我们记住他文中的这个词：
“re-invent immigration”重塑移民
今天看是新词，
但大选以后，
可能会以更高的频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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