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校正中国外交的价值基准
在道义理想主义的外交思维中，全局、深层、长远的考量，总是盖过局部、表层、当下的思虑。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种思虑，让现实主义、哪怕是道义现实主义的外交行动，具有了广阔的施展空间。这样的施展，甚至让人认为中国人秉持的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外交理念。在这样的判断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赢家通吃的习性，让人以为它自然会贯通到国际行为之中。确实，在当下外交政策建言中，出现了不少这样的高论。但这是被中国外交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的结果。即便说中国在外交事务、国际往来、全球竞争中并不是不争取国家利益，而且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利益的自觉与实践，愈来愈成为中国对外行为的鲜明特征。但透过这些表面现象看，中国即便是在与国际社会、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竞争的时候，所争确实不是一时一事上的胜负。因为中国确信，自己一定会取得全局、深层和长远的胜利。这样的胜利几乎是预先注定了的，这既是因为中国站在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制高点上，也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确实正当性支持，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所致。这是全球范围内无人可敌的优势。这一优势的悉数体现，需要时间、需要代价、需要积累、需要认同。但收关结局，已经设定。
中国外交的道义理想主义，对身处当下的中国外交来说，是一种支撑全局和未来的高远理念。如果说中国革命必须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才有希望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话，那么，中国外交的高远理想，还需要首先面对现实的国际环境，并因应现实环境制定合理化的外交理念、实际可行的外交政策，才能够不断推进到有望实现其理想的境地。因此，与现实情况常常严重疏离的道义理想主义，可能确实是需要呵护的高远理想。但与现实匹配的外交理念，则需要实际坐实，否则现实处境中外交活动的致效性就会下降，外交的国际受挫现象就有可能频频出现。这对基于全局和长远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思维的维续，恐怕难称福音。
为建构起基础更为扎实和深厚的、现实取向的外交思维，中国需要确信下述几点：首要，中国只不过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逐渐浮现的200多个民族国家和地区中的一个。因此，中国必须学会跟民族国家寰球的不同成员打交道。这是中国外交必须确立的国家形态支点，否则就难以确定中国是以何种国家形态在与别国打交道，就会陷入自乱方寸的境地。当下有人将中国定位为古今一贯的文明性国家，拒绝承认中国的民族国家属性；也有人认为中国就是一个独立成体系的“天下”，不仅不宜以西方历史上的帝国视之，而且不宜以迅速称雄寰球的现代强国视之。这些论说，都具有一定理据，但都是扰乱中国外交的国家定位的说辞。尤其是在其他民族国家的眼里，只要中国自称非民族国家，其实就是试图谋求全球特权与霸权，这对中国开展正常的外交活动，肯定会带来极大障碍。
第二，中国需要正视与强国打交道的处境。在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令人瞩目成绩的情况下，中国还需要相应积累起与强国交谊的理性经验。从总体上讲，由于明清两朝的厉行海禁，长期闭关锁国，造成了中国与外部寰球的相对隔绝状态，中国对外部寰球是不太了解的。与外部寰球打交道，中国自然有一种怯生生的感觉。与此同时，在人民共和国建政以后，由于反对帝、修、反的国策，让中国再次陷入自我封闭的紧张境地，中国与外国打交道相形减少，无论与强国、弱国打交道的外交经验都显得明显不足。历史地看，从明代开始禁止海上贸易、阻止传教士进入中国核心地带，中国就形成了孤芳自赏的国家习性。相沿以下，英使马戛尔尼到中国表达通商诉求，遭到中国皇帝的严辞拒绝，更是强化了自我封闭的国策。晚清对国际贸易规则的无视，引发了中西方的商业战争。民国时期，蒋介石对苏联式道路和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拒斥，成为另类的自我封闭理念。直至“文革”，自我封闭加自我欣赏的习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中国适应民族国家构成的现代寰球的时间很短，与各类国家打交道的经验积累不厚，尤其是与强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技巧明显生硬。本来是志存高远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思维，结果一时*成为拒绝与外部寰球往来的自我封闭理念。加之建国者斩钉截铁地认定“外交无小事”，于是，隆甚其事的外交，变成了国家权力高层殚精竭虑思考和处理的专项事宜。社会公众对外交事务一无关联认知、二无判断信息、三无介入渠道、四无参与热情、五无评价意愿，结果本应成为现代外交重要渠道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便难有起色。
第三，中国外交需要确立大战略与具体策略的贯通性机制。在大战略上，尤其是在远期战略上，也许道义理想主义可以暂列其位。但如何在全局、长远和深层上的取胜到来之前，稳扎稳打，赢得应当或可以赢得的外交竞合局面，则是中国在外交上要考虑的重点。对此，时殷弘指出的中国需要避免战略透支，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论题。所谓战略透支，就是国家的目的与手段、目标与资源的严重失衡——目的过于宏大，以至于手段无法跟进；目标太过众多，以至于资源明显匮乏。时殷弘明确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就之后，近期“开辟或固化了那么多‘新战场’或‘新战线’，但其中没有哪一个短期内是能够定胜负的。因此，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战斗’。从战略常理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局面。如果注重两条基本的轨迹，即中国经济在近两三年缓慢但顽固地持续下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介入和海外扩展急剧增长，那么情况就可能更值得忧虑。打个比方，中国的‘存款’大概正在缓慢但顽固地相对减少，而中国的支出却在相当急剧地增加。因此，根本的‘战略透支’的风险或许正在上升”。为此，他强调，“中国成为伟大的寰球强国是一项需要数代人前仆后继、经久努力才能够真正完成的伟业，每一代人可能获取的很好成就何在？就在于大致完成他们处于其中的每个历史性阶段的基本任务”。这与笔者前述信守道义理想主义的全局性、长远性、深层性价值，与处理好目前中国外交的复杂事务之间的有序关联，在宗旨上完全是一致的。
可以说，基于中国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国道义理想主义的外交思维需要做出一些校正，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行为准则。
首先，我们必须为外交事务进行政治脱敏。外交事务非常复杂，在社会要素对应性上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科技诸方面，都有外交事务作为的空间。尤为重要的外交领域，当是国家间的政治往来。在外交形式上，则有官方外交、权力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种种形式。但如前所述，其中重要的外交形式，当然是国家权力之间的外交往来。在外交被作为极为严肃的国家政治事务的情况下，外交的开展就变成了高度敏感的政治事宜。但这不利于外交活动的活跃展开。因此必须为外交事务进行政治脱敏，使中国可以在跟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制度、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文化氛围的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逐渐形成一种务实的逻辑。在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和地区的外交活动中，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相对而言，在中国与伊斯兰寰球、亚洲其他国家、非洲、美洲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政治上的脱敏需求就不那么强烈。这当然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处境、中西关系、革命格局、阵营选择、对立记忆、国际认同等等因素复杂交错联系在一起。
政治脱敏，就是要以复杂性的全球化思维应对国际政治问题，而不是以一个简单草率的政治价值属性来轻易划出一个敌我阵营。政治脱敏，就是不要把政治当成你死我活这种对立性强的游戏。对国际社会来说，不同国家之间的摩擦、冲突与对立必不可免。但相倚、合作与妥协，更是必不可少。诉诸国际规则，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呵护合作契机、寻求共赢结果，是必须守持的外交信念。外交活动中切忌一遇冲突、一退到底，认定战争不可避免，认定只能你死我活。今日中国流行的、对待中外关系，尤其是对待与中国有冲突的国家的关系时随时浮出的“不免一战”话语，就是政治未能脱敏情况下的冲动性话语，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与人友好相处是不利的。中国要免于口号外交。政治脱敏就是要口号脱敏，叫嚣口号对外交事务的妥善处置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其次，需要确立“他者”的思维。在道义理想主义的传统思维中，中国确立起了出自自我道德立意的思维与行为进路，“他者”便成为这种外交思维的陪衬，可有可无。以我为主、以客为辅，自然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主动性、进取心的表现，但同时也就很难在将心比心的国家共处环境中，催生“我”与“他”和谐相处、理性对待分歧、理智寻求合作的国际氛围。对中国来讲，长期习于以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政体形式、一贯敌友关系、自我道义衡定来处理与别的国家的关系，因此在外交上即便有条件承认他者，尤其是强势的他者的存在，但也不愿意与意识形态不同、政体形式相异、曾经相互敌对、不合自设道义的国家往来。即使不得不相互往来，在价值理念与深层关系上，依然将之视为敌对势力。今日中俄关系的亲善、中美关系的摩擦，差可证明这一点。中国必须学会与不同的、异质的“他者”打交道，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
再次，中国需要确立共赢的外交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互利共赢成为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文献原则。但要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还需要艰苦的努力。原因在于，中国长期是以你死我活、此消彼涨的行动思维对待强大国家与弱小国家的外交关系的。共赢，可以说是阎学通倡导的“道义现实主义”所接纳的国际行为法则，尽管他更为关注守成国与崛起国的国际领导权替代。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基于现实处境，不能不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但同时愿意考虑对方的利益，也才能要求对方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在道义理想主义的精神氛围中，一个国家容易自认对别的国家总是利益输出。一种仗义疏财的自豪感，容易让这个国家对对方国家、尤其是受援国家，生发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这样反而可能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伤感后果：一方面，确实对对方进行了大量利益输送，但另一方面，因为那种优越感可能伤害对方，结果对方对中国并没有心存感激，甚至心怀不满、心生怨恨。可见，承诺现代国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是真正平等的成员，然后理性相处、平等相待，中国才能够与其他国家一起谋全局、谋长远、谋共赢。
（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作者：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