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天文学博士因为性取向失去工作，一怒之下，他决定改变美国历史…
来自：澳洲第一传媒 0 0 202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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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是“同志骄傲月”，因为疫情原因，骄傲大游行在很多地方被取消了，不过彩虹旗还是随处可见。作为年轻一代，“撑同志，反歧视”这样的口号已司空见惯，甚至，说得多了还会遭人厌烦。但是，社会对同志的包容度并不是一夜之间就有的，把时间倒转几十年，监视、举报、殴打，恐怖的阴影到处都是。今天，就讲讲首要个站出来抗争，让同性恋群体堂堂正正站在阳光下的人——Frank Kam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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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eny出生于1925年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家庭，多年来，他是一个纯正的理科男，对民权、社会运动没有表现出一点兴趣。他喜欢的，其实是物理。1941年，16岁的Kameny去皇后大学读物理专业，在毕业之前应征加入美国陆军。他在军队当了20年的兵，经历过二战的欧洲战场，退役后，Kameny重回皇后大学读完物理学，接着去哈佛读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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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正是苏美冷战，两国卯足劲比拼“太空竞赛”，Kameny的未来无疑是光明的。他拥有哈佛硕博两个学位，人正值壮年，多年参军根正苗红，天文知识丰富，毕业后去国防部工作妥妥的。当时，Kameny去旧金山参加一场天文研讨会，在参会间隙，他和一个男人在一个公共厕所里发生了亲密行为。在五十年代，社会对同性恋非常排斥，想要找到同类，他们只能去偏僻隐蔽的地方，比如小树林、厕所和小酒吧。但Kameny没有想到，早就有警察盯上了他。在厕所的天花板上，有一道空隙，两双眼睛凝视着他们。是警察，他们趴在上面，透过通风格栅窥探。在当时的美国，有同性性行为在很多州都属于犯罪，虽不是重罪，但确实丢脸。被抓后，警察们向他保证，只要他接受三年缓刑，档案上不会给他留下犯罪记录，Kameny接受了，但过了一年，当他在夏威夷参加国防部一个项目的时候，他收到下面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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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公务员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寄的，委员会说他们在查看公务员过往资料的时候，发现Kameny是有案底的人（那两个警察没有删除记录），要求他立马去华盛顿接受审问。一开始，Kameny还在勉强挣扎，努力为自己开脱。他说自己在旧金山被逮捕是因为扰乱治安，并不是有什么“猥亵行为”。但华盛顿的调查员不听，一个劲地问他难堪的问题，问他性生活的细节。对这些细节，Kameny全都闭口不谈。他既不想撒谎，也不想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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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场耻辱的审讯后，Kameny被国防部扫地出门，他还发现，自己不被允许进入任何一个政府机构工作。对一个想拓展太空的学者来说，这无疑是灾难的。在梦想破灭的痛苦中，Kameny后知后觉，原来自己是FBI“清理同性恋行动”中的受害者之一。FBI对同性恋的打压始于1937年，那年，一个变态绑架并杀害了10岁男孩Charles Mattson，震惊全美。人们开始把同性恋和侵犯儿童的变态等同，要求安全机构清楚这些社会渣滓。那个年代，同性恋，等于“道德堕落”，等于“情绪不稳定的危险分子”，等于“可能投敌卖国的人”。于是，在1950年，美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呼吁对政府内部的同性恋者来一次清理。第二年，FBI就开展了一场叫“Sex Deviate”（性偏离）的运动，在全国各地布置了一张庞大的线人网，让医生、职员、房东、老师、学生们把自己见过的可能是同性恋的人举报出来，FBI挨个上门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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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更是将这种“清理”行动合法化。他签署了执行令10450，批准调查政府内部的“性变态”，以此保证公务员群体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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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紫色恐怖”（Lavender Scare）正式拉开序幕。十多年时间，上千上万的人被怀疑是同性恋，失去工作，丢掉社会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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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紫色恐怖》中展示的历史录像，一个男同性恋被两个警察逮捕）被怀疑是同性恋的证据，可能是来自他人的目击，可能是阅读有同性恋倾向的书籍，也可能仅仅是一次无心的勾肩搭背。FBI找到他们，开场白是同一句话：“我们有关于你是同性恋的证据，你有什么自辩的吗？”“有”，或者“没有”，人们必须马上给出答案。没有律师，当时的同性恋们也不被允许去找律师，在恐惧中，很多人选择了承认。甚至，承认了还不够，FBI还让他们交出更多的人。在纪录片《紫色恐怖》中，当年的受害者Bob说，自己承认了同性恋身份，但FBI要求他说出至少5个人的名字。“我脑子搜索了一遍，说了5个我觉得受伤害程度应该最小的人。我本来以为，我说了以后就没事了，他们能放过我。没想到，我们全被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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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 Cassidy上尉也证实了这个说法。她是一个隐藏多年的蕾丝，见到FBI在半夜把所有女海兵们赶出寝室，用大灯照她们的脸，依次审问。“我们找了你住在隔壁的朋友，她已经告诉我们你是同性恋。只要你给我们其他人的名字，我们就对你从轻发落。”Cassidy回忆当时调查员说的话。但“从轻发落”从来只是幌子，所有人都会被赶出海军，FBI还会给她们的父母寄信，告诉他们自己的女儿是同性恋。于是，军队和家乡，都回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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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sidy年轻时的照片。为了保住军衔，她隐藏自己的身份，一直活在被人发现的恐惧中）Andrew Ference是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行政助理，能说5门语言，工作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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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政府对他的性取向起了疑心。在2天彻夜的审讯中，Ference承认自己和室友是恋人，之后被迫辞职。因为担心政府会把他的性取向公之于众，Ference在4天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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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紫色恐怖中，同性恋们忍受着巨大的压力，小心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一旦被人发现，只能自认倒霉。但是，凭什么？凭什么因为自己喜欢的是同性，就要躲躲藏藏，就要掩饰，就要失去工作？在这战战兢兢的气氛中，有一个人选择站出来，质问这一切。是Kameny。失去工作后，Kameny的立场一下子被激化了，他不再选择隐藏，而是怀着怒火，向法院对自己被解雇一事提出上诉。他失败了两次，之后又要求美国较高法院复审，但较高法院拒绝了他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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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毫无结果，但Kameny成为了历史首要人。他的是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在较高法院为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的人。他的申请书中，对当时根深蒂固的“同性恋道德堕落论”的指责，也成为之后运动中的革命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