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在前面的文中曾经这样写过：方方日记，不是不可以赞美，但当务之急是批评和揭露，否则以后更糟。换言之，读书人的使命，主要是批评，这也就是文学的使命、诗歌的使命。方方日记只有一个，原本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非曲直，按说也自然能取得共识，为何居然如此众说纷纭，反差之大？方方日记，原本不必争论下去，但为何*树欲静而风不止？原来，国人在方方日记这一个文化现象中，都找到了从自我的视角读到了自己需要表达的思想。
此外，在我心中，还有一个鉴别标准：方方是一个符号，一个鉴别石，赞美者大体上为知识分子（但需要将应试教育下的大部分青年学生剔除，他们忙于应试教育，思想主要来源于外在的军训教育、狭隘的爱国教育，尚未深入人生社会，从而不具备知识分子应有的家国情怀），咒骂者大体上为文化层次不高的人。但近日读到张伯礼院士对方方等一批具有典型家国情怀的作家学者进行点名批评，其中刺眼让人心疼的字眼，恰恰是认为方方缺少“家国情怀”。这让我不得不惊异于知识阶层的分化，不由得停下学术的研究工作，而反思其中的原因。
隔行如隔山，我不了解张院士其为人，但听说一直在武汉救死扶伤，也是一位好医生，值得钦佩。但同为知识分子行列，为何说出这种非知识阶层的话语呢？我想，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同样在知识分子阶层，有着不同的家国情怀观念。譬如鲁迅和郭沫若，同样是原来学医学专业的，后来不约而同转行而为诗人、作家、学者，因为医生的手术刀，解决的是人类的身体，诗人所面对的，是对灵魂的揭示和救赎，这就是所谓的家国情怀。
当然，同样是诗人、作家、学者，也还要进一步分类，譬如郭沫若和鲁迅，同样从医学专业而转向人文关怀，可以说都进入到具有对人类终点关怀的知名的知识分子阶层，但郭沫若从人生早期的批判现实者而转为晚年的歌德谄媚者，就违背了诗人、作家、学者的专业本质规范，违背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职业担当，而鲁迅的伟大，则在于他一直是对于现实的批判者。鲁迅死得早，如果他再多活二十年，也一定仍然会是现实的批判者。 所以，在知识分子阶层，从事文学、史学、哲学、新闻、法学、社会学等这一类学科的人，包括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作家、学者、报人、新闻人等，他们的思考，往往具有深度的人类关怀，即便是研究历史，其目的也往往着眼于当下和未来，因此，他们往往可以看到一般大众所看不到的危险，因此，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国家民族的吹哨人。
近日偶然读到一位北大的罗教授，被某些网友抨击，说他的言论需要严肃处理，其中有几条，譬如他说：如果放任以特殊情况作为常例，会是危险的信号，大意如此。——知识分子的深度思考，往往是一般民众所不能理解的，但不能理解就要学会倾听，不要让家国情怀毁灭在愚蠢人的愚蠢行为中。北大出现这样的一位教授，令人从此前的孔张之流的污浊的烂泥塘中，看到了一丝理性的光辉。
唐宋时代的很长阶段，都是以诗赋取士，这就成为很有趣的现象：柏拉图理想国，提出哲人王的理想，其实，哲学家治理国家是不现实的，就中国而言，不论是旧儒学还是新儒学，由道学家治国，只能重回“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寰球，但真正的诗人——不能是歌功颂德的诗人，反而具有治理的能力。杜甫写在安史之乱前夕的一些诗作，如《咏怀五百字》《北征》等，已经预见到了当时大唐帝国的危机，如果早一些重用杜甫，可能会较早防止这一动乱。唐宋时代的官员基本都是会写诗歌的，这就在整体上约束了官员的文化水平和家国情怀，这也是华夏民族在唐宋而登峰造极的深层次原因。
当下流行的风尚，是对自然科学的高度重视，而对人文学科则认为可有可无，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误区，当下很多的社会问题，都与这种状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医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都是工具，工具需要大脑的操作，才能得到正确的使用，所以，张院士手术刀虽然很好，但对于什么是家国情怀，还是应该尊重人文学科的专业知识，到底隔行如隔山，不能说外行话。
昨天，我终于安排出时间，到医院查体，检查的结果，令我非常沮丧：我一直对自己的身体非常自信，每次体检，都听到的是医护人员的赞美，我也习惯于听到赞美，哪一次不听到赞美，不听到赞美我年轻，我就感觉不太正常。这一次的CT，让我三四次的深呼吸，我就感觉异常，以前不论是透视还是其他体检，都是秒过。下午的结果出来了，我的肺部生出一些小的肺泡——首要次知道有肺泡，心脏血管有钙化。这让我沮丧了一日之内，为之不快者良久。
今早的一缕阳光，我不得不增添了晨练跑步，体检结果令我不得不反思我近五年的生活状况，我从2006年在吉林大学开始打网球，几乎从不间断，打下了较好的身体基础，从2014年开始，迫于生计，不得不浪迹天涯，美国找不到网球场，找到了网球场也找不到网友，一直到2018年回国，又奔波于不同的大学，忙于科研讲课，——我才意识到，我已经五年时间没有体育运动了，以前的身体好，那是往日的成果，躺在荣誉簿上吃老本，这才有了肺泡和钙化的零的突破。从此，我务必改邪归正，每天至少运动一个小时。
一个人的身体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何尝不是如此？中国传统的诗人——士大夫，一直扮演着医者的角色，即便是打死他——明代的廷杖打死了多少士人？但他还要固执己见，号称死谏。所以，明代的皇帝特别是后期的皇帝如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班，国家机器照样运转。士大夫的这一传统的被打破，其实就开始于康乾盛世，残酷的文字狱，造成了乾隆盛世之后不可逆转的腐败风气，士大夫修炼千年的骨气世风日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到了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的时候，就相当于您作为大夫，而不敢向病人说真话。
曾国藩作为当时传统士人的代表，挺身而出，扑灭了洪秀全的天国之乱，可以说是形势所迫，不得不为之，也可以说是传统士人在皇权时代的收关一次精彩表演。随后的时期，没有了知识阶层作为一个统治阶层的整体努力，只剩下义和拳的民粹表演，大清帝国的灭亡就成为了必然。
随后的中国，到了五七年反右之后，十年浩劫之后，知识分子的脊梁被打断，生存成为了首要要义，同样也就没有一个群体可以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挽狂澜于既倒，号召人民组织人民阻止悲剧的再次发生。
您现在不仅仅是院士，而且，也是政府的官员，但您不要以为身为官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就可以平安无事，当这种人为灾难降临的时候，除了少数没文化者可以置身度外，从老舍到吴晗、周扬，每个人都曾经左的可爱，即便是左派的盛名打手，从聂元梓到蒯大富，从戚本禹到姚文元，那些早期参与发动者，无一幸免。
值得庆幸的是，文革之后小平时代，实现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重新铸造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和人格。那时候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各种专业的学者，绝大多数人进入到真正知识分子的阶层和行列。在那个时代，人人都是方方，只要他是文化人。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在仓促的历史瞬间，充分暴露了我们的身体机制的种种弊端，您身在武汉抗疫，应该能体会到李文亮吹哨精神的重要，也应该能同情那些身在疫情之中的死难者，自然也会痛恨那直接的责任者蔡书记之流，那也就自然能理解方方的记录下的日记，这就原本是一位作家应做之事；您也应该能知道，随后流行的由网民检举不当言论，是对国家宪法言论自由的践踏，您也应该能看出来，这样的行为，是文革时期学生随意践踏老师尊严批斗老师的翻版再演。
昨天是5月16日，正是文革发起的日子，（这篇文章也在群众的举报中被和谐），在当下学生告密、网民举报言论不当这种风气愈演愈烈的时代，已经几乎没有敢说话的人了，在这个家国情怀已经频临灭种的危急时刻，您何能忍心伤口撒盐，落井下石？为了孩子不再生活在文革时代，我们需要保护一切敢于发出独立精神自由思考声音的人。
原本一门心思在写作一部书稿，每天限定完成几千字，听到这种言论，居然夜不能寐，晨光熹微，黎明即起，匆匆命笔，以就教于诸位。
疫情发生以来，对我思想的震动前所未有，由此我不得不转型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一个深切的问题就是，我们——我们的民族，是怎样走到今天的地步？我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当下，更关心从古至今的历史走向，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新书稿。这也是一种无法阻遏的家国情怀吧！
（信息来源：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