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屈原在湖南的创作
屈原从怀王怒而疏之，到汨罗自沉，在这三十多年漫长而艰苦的岁月中，疏离王室，漂泊流浪，有机会接触社会底层，体会民生疾苦，并从民众当中吸收了创作诗歌的营养，创作了一批光芒万丈、辉耀千古的诗作，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作品，是用血和泪凝成的，因此他的作品，具有不朽的生命力，为我国诗歌创作开避了一个相当广阔的园地。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盛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被刘勰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屈原一生留下多少作品? 根据《史记》、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古今学者们的精心考辨，传世的楚辞作品中，有：《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各1篇，一共有26篇。
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还有人怀疑《远游》和《九章》中若干篇并非出自屈原手笔。
屈原流放湖南十余载，辗转于沅湘流域，沿途考察民情风俗，结合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悲惨命运，写下了许多不朽鸿篇巨著。但是，屈原总归有哪些作品是在流寓湖南时所作，学界还没有完全统一。
根据作品的思想内容，结合屈原的身世经历与湖南的地域文化及风土人情，学界一般认为屈原在湖南写下的作品共有24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和《渔父》各1篇。前23篇是经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流传下来的诗作。（即26篇中除开《远游》、《卜居》，根据本文前面的分析，《远游》有一部分是在首次南行时写下的。）
下面是关于屈原在湖南创作诗歌的初步分析。
1. 关于《九歌》
《九歌》乃屈原流放江南时在楚地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整理的一组祭歌，是诗人对神仙寰球的向往、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当然也寄托着诗人对现实寰球的思想情感。
《九歌》共有11篇诗歌，分别祭祀11种神灵。其中：《东皇太一》祭祝最尊贵的大神；《云中君》祭的是云神；《湘君》、《湘夫人》祭湘水神；《大司命》祭主宰人寿命之神；《少司命》祭祀主宰生命的女神；《东君》祭祀日神；《河伯》祭祀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悼念和颂赞为楚国而战死的将士；《礼魂》、《招魂》是《九歌》的迎、送神曲，即祭祀开始与结束时曲调，也可能是每次祭祀活动时的起结曲子。
例如，《湘君》、《湘夫人》运用了沅湘地区的神话传说，描写了沅湘之间的山光水色，具有非常浓厚的地方色彩。所表现的那种生死契阔，会合无缘的悲痛，当如朱熹所说寄托着诗人放逐后的“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山鬼》描写的也是沅湘之间的景物，如果屈原没有亲临沅湘之境，不可能写得如此独具特色。所抒写的别离之思和迟幕之感，是诗人被长期放逐才有的心境。山鬼“处幽篁而不见天，路险艰又昼晦”，隐喻诗人“见弃远而遭障蔽也。《大司命》、《少司命》两篇中“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羌愈思兮愁人，悲莫悲兮生别离，”有一种凄然之情，这也是屈原当时心境的流露。《国荡》赞美为国捐躯的武士，“诚既勇兮又以威，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这是“屈原自谓”，是他晚年殉志自杀意图的流露。《东君》所歌颂的太阳神，既具有自然界太阳的特征，又具有人间英雄的性格:“举长矢兮射天狼”。这里的天狼，确系影射秦国。王逸《楚辞章句》》说:“昔楚国南郡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后来朱熹在《楚辞集注》里对王逸之说加以引申补充:“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是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王逸、朱熹之说虽然都是推测之词，却道出了《九歌》的原来面目和屈原加工改写的创作过程，并且是结合《九歌》中的具体作品综合概括出来的。
也有人认为《九歌》是屈原早期作品。例如，王夫之、郭沫若等人断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其实，《九歌》格调的绮丽清新，玲珑透彻，集中地提炼了民间抒情短歌的优美精神，显示出它的特色；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在《九歌》的轻歌微吟中却透露了一种似乎很微妙的而又是不可掩抑的深长的感伤情绪。它所抽绎出来的坚贞高洁，缠绵哀怨之思，正是屈原长期放逐中的现实心情的自然流露。《九歌》应当是屈原在沅湘地区根据过去迁徙到此地的民族所保存流传下来的中原地区传统的九歌与沅湘土著的祭祀习俗，作于沅湘之间。
2. 关于《天问》
此篇从天地分离、阴阳变化、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一直问到神话传说乃至圣贤凶顽和治乱兴衰等历史故事，表现了作者的大胆怀疑、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具有一定的道家色彩，被誉为“千古至奇之作”。全诗95节，172问，374句，1565字。
王逸《楚辞章句》说是作于“屈原放逐，忧心愁悴，仿徨山泽”的时候，亦即作于沅湘之间。《天问》就是问天，屈原的问天不是完全诉之于理智，而是夹杂着愤懑的感情。屈原的问天不只是向天提出疑问，而且是在责问天；不是心平气和地对天提问，而是要把天问倒，愤愤然要把天否定掉。这种思想情绪，只有在放逐沅、湘时才会产生。只有在这个时候，屈原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及其失败，加深了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思想上有了新的体验，才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才能表现出喷薄的愤激之情。屈原作《离骚》时，在向重华陈词一段，认为“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而错(措)辅。夫何非善之可用兮，孰非义之可服？”而在放逐沅湘后作的《哀郢》中则大声怨叹:“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可见屈原晚年，其天命思想发生了重要改变。而《天问》中也结合历史事迹质疑说:“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因此，《天问》为屈原后期所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篇末有句云:“伏匿穴处，爰何云?”说明诗人此时被放逐，处于山林岩穴之中。因此，《天问》作于沅湘之间毋庸置疑。
【有意思的是，千余年后的唐朝柳宗元在被贬到湖南永州任司马时，写了盛名的《天对》。该文通过上天入地、古往今来的研究，将屈原在《天问》中所提出的问题，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一一作答，字里行间饱含了灵与肉的拷问。从《天问》到《天对》，这跨越千年时空的一问一答，真可谓文学奇迹！
后来，被贬谪到湖南常德为官的刘禹锡又写了《天论》，提出了许多带有创见性的哲学观点，从而把我国古代唯物论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
柳宗元看了《天论》后，又写了散文《答刘禹锡天论书》。】
3. 关于《离骚》
这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充分体现了屈原的伟大思想和崇高人格。
屈原在《离骚》中，成功地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首要个形象丰满、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体现了屈原伟大的思想和崇高的人格。
关于《离骚》的写作年代，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说屈原在怀王朝因上官大夫谗而被疏、绌后所作《史记-屈原列传》。刘向《新序》说得更明确:“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地六百里怀王信左右之奸谋，听张仪之邪说，遂绝强齐之大辅。”
另一种意见是认为《离骚》乃屈原晚年在沅湘之间而作。如贾岛《二南密旨》“‘骚’者，愁也，始于屈原··…君暗不纳，放之湘南，遂为《离骚》”。今人郭沫若、姜亮夫、张中一等都曾著文认为《离骚》是屈原晚年所作，甚至还有认为它是屈原绝命辞。鲁迅、郭沫若、游国恩、姜亮夫、谭介甫都主张此说，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申述了理由。
“离骚”二字，当是与愁苦告别的意思。《诗·泉水》云:“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远游》开宗明义日:“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忧愁难释的时候，以为远走高飞可以逃离愁苦，似乎是人之常情，也是诗歌抒情中常见的事。屈原“济沅湘以南征”之后，极无聊赖，却强作排遣之词，以为自己高驰远游离开了浑浊的朝廷，猖披的党人，昏俊的国君，听不到谣诼谗言，又可以弹唱当地流行的“九歌”以及舜帝南巡所传流下来的“韶乐”，‘聊假日以娱乐“，是与忧愁告别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诗中表达了以死殉志的决心，多次谈到自己宁愿惨死也不屈服，收关还表示要“从彭咸之所居’，作了投水自杀的准备。假如《离骚》是在被怀王疏远之后写的，屈原岂不是大半辈子都喊着要死了吗?不太合情理。这种强烈的以死殉志的决心，恐怕只有在政治上完全失败万念俱灰之后才会有的。
还有，《离骚》中运用了不少湖南方言。另外，文中有“老冉冉其将至兮”，“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犹未央”等句，说明《离骚》是屈原五十岁以上的晚年写的，因为这正是诗人“时亦其犹未央”的人生阶段。“未央”不能解作未尽，其确解应是将尽未尽的意思。“夜未央”，即‘夜未艾’、“夜乡(将)晨，指夜将尽未尽，天将明未明的时分。五十开外，正是他放逐沅湘期间。据此分析，《离骚》乃屈原晚年流落沅湘时创作，很可能是在汨罗江畔的玉笥山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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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笥山照
4. 关于《渔父》
《渔父》的创作时地，王逸《楚辞章句》说得很清楚:“《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后世有人因为此诗是以第三人称写的，而怀疑其非屈原作，认为可能是了解屈原的楚国人作，其实根据不足，诗中提到的沧浪水，戴震已辨之甚明:“旧解以沧浪水为汉水下流。余按今均州、沔阳皆有沧浪，在大江之北，原迁江南，固不能复至其地，且与篇首江潭不相属矣。及观楚省全志，载原与渔父问答者多有，皆影响不足凭，惟武陵龙阳有沧浪山及沧浪之水，又有沧港市、沧浪乡，三间港、屈原巷，参而之，最为有据。盖自涉江入溆浦之后，返行适湘而从容邂逅于此，其言“宁赴湘流”，则《怀沙》“汨徂南土之先声也”。由此看来，《渔父》为屈原在沅湘所作当可无疑。
5. 关于《九章》
《九章》是屈原现实生活与情感经历的客观反映，为一组抒情诗，共九篇。即《惜颂》、《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和《悲回风》。这些作品可能不是一时所作的组诗，各篇具体的写作时间、地点，目前看法不一。王逸认为是“属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的情境下写的。王逸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1）《惜诵》
从字面理解，“惜诵”是惜其君而诵之也，即“爱君论道”。这篇诗作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愤懑心情。诗中以悼惜的心情表白了自己“作忠造怨“、“亲君招祸”的愤懑。诗中明言“忠何罪组遇罚。”所谓“遇罚”，当指遭受放逐而言。诗中又言及“离群”、“背众”，当指放逐生活的孤寂。结句“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于省吾认为，“矫”谓“矫正”；“媚”与“眉”古通用。紧承上句“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结句表达了诗人将矫正以往自明心迹的作法，勉励自己远身独处的心意。因此，王夫之和郭沫若等认为此诗“作于顷襄之世，迁谪江南之后”是有道理的。
（2）《涉江》
追叙了被放江南的行程。诗人由鄂陼(武昌)南下，进抵方林（即今岳阳方台山）。然后舍车乘舟，渡过湘江，横绝洞庭，溯沅水而上，经枉渚(常德)、辰阳(辰溪)，进入溆浦的祟山峻岭之中。篇中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固将重昏而终身”，可见，屈原写此诗的时候，已迈入垂老之年，对现实有清醒认识，再不抱任何希望，似乎不是初至江南的时候写的。《激浦县志》云:“舟入大江口，乃赋《涉江》”。这首诗在溆浦写的当是无疑。但不是刚来的时候写的。篇中云“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结句云:“忽乎吾将行矣”，当是诗人在溆浦深山里幽居独处了一段时间，将离开时写作的。
（3）《哀郢》
关于《哀郢》的写作年代，王夫之认为《哀郢》即“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郭沫若、游国恩均取王夫之说。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哀郢》毫无问题是顷襄王二十一年，郢都破灭于白起时所作。《怀沙》、《惜往日》，大抵就是蝉联而下的作品了。”诗中所叙写的“百姓震愆”、“人民离散”、“夏之为丘”、“东门荒芜”的情形看，诗人确实有国破家亡之痛。诗中又云: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这里的“陵阳”，有几种理解。一是说安徽的地名陵阳，有人据此说屈原到过安徽陵阳，此说缺乏证据；二是理解为巴陵之阳，因为有《岳阳风土记》载:“屈原故宅，在巴陵县城南”；三是理解为浩渺波涛。我赞成第三种说法。因此，“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这一句可理解为“如此浩渺的波涛从何而来啊，江水茫茫我又要南渡去何方？”不管怎么说，此诗作于屈原放逐江南并在沅湘之间生活较长一段时间之后，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4）《抽思》 该篇的写作年代，前人据诗中“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之句，断定是屈原在怀王时放于汉北所作。其实大谬不然，如前所说，屈原在怀王之时，只是一度被疏远，并未被放逐。这里的“鸟”并非屈原自喻，当是喻怀王，他远离南方故国，被留居并客死在与汉北接近的秦国，下文紧接：“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既惸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显而易见，“好姱佳丽”就美人而言，当喻怀王；“异域”，即异邦异国，当指秦国。如照旧说，以“好姱佳丽”为屈原自喻，则“异域”当指“汉北”，作为爱国至诚的屈原来说，把楚国的孤土称为“异域”，在情理上是讲不通的。依旧说“又无良媒在其侧”的“其”字也讲不通，因为这个“其”字，当训为“他了”，而不能解作“我”。“有鸟自南兮”一段文字是屈原设想怀王留秦之词，并非自述被迁的经过，在“乱曰”一段文字里，作者清楚地道出了这篇诗是在“泝江潭兮”“狂顾南行”之后，“路远处幽，又无行媒”的困境下，为了“聊以自救”才写作的。此诗当是屈原放逐沅湘之后因哀思客死于秦的怀王而作的。
（5）《怀沙》 司马迁认为《怀沙》是屈原自沉汨罗前夕的绝命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汪瑗《楚辞集解》又提出“怀沙“为”感怀长沙’的创见:“世传屈原自投汨罗而死。汨罗在今长沙，因地之沮沼，草木之幽蔽，有感于怀，而作此篇，故题之日《怀沙》。怀者，感也；沙，指长沙。 题《怀沙》云者，犹《哀郢》之类也”。后来李陈玉《楚楚笺注》、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及马茂元《楚辞选》均采用并发挥此说。屈原选择长沙汨罗作为生命的归宿之地，并因怀念长沙而作《怀沙》，很可能和他的家世有关，屈原的始祖屈瑕在征讨古罗国的战争中兵败自杀，罗国初建于湖北宜城县境，春秋时为楚所迫，迁徒于长沙附近的汨罗。游国恩《楚辞论文集》:“《怀沙》是怀念长沙的意思。”无论《怀沙》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的绝命诗，还是因为怀念长沙而作，它是屈原在“顷襄王怒而迁之后，作于今之湖南”，是毫无争议的。
（6）《思美人》 文中称“独茕茕而南兮”，又云“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因归鸟而致辞兮，羌迅高而难当”。诗人远离故都，独处南方，道路险阻，音讯不通，想托浮云归鸟寄言于君王却无法实现。诗中一再表明坚持理想不改初衷的坚决态度:“欲变节而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独历年而离愍兮，羌冯心犹未化。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这当是诗人在政治上彻底失败，遭受巨大祸患打击后的心理状态，和《涉江》所云:“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是很接近的。诗中的“美人”，当指顷襄王。诗人希望顷襄王不忘国耻，能“勒骐骥而更驾兮”，中兴楚国，然后“指嶓冢之西隈兮”，直捣秦国以洗刷前耻。嶓冢，又名兑山，是秦国最早的封地。诗人收关表示自己愿意“广遂前画”，可是由于“命则处幽”，处在迁谪远行的境况，理想是很难实现的，恐怕最终只得报之以死:“思彭咸之故也”。从题目和诗中所表现的那种希望顷襄王改弦更张，认为楚国处于“白日之未暮”时刻，国事尚可有为的思想情绪看，诗人对于实现理想，振兴楚国并未完全绝望，因此，这首诗当是屈原到沅湘初期或首次南行的作品。
（7）《惜往日》 该篇表现了屈原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通过自己的死去刺激顷襄王的收关觉悟:“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恐雍君之不昭.......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恐雍君之不识”。这都是沉痛的绝命之词。”《九章》惟此篇最浅易。非徒垂死之言，不暇雕饰，亦欲庸君入目而易晓也。”并认为“《惜往日》，其灵魂均绝笔与?”胡文英《屈骚指掌》云:“《惜往日》垂死之音，作于今之湖南者。”林云铭认为《惜往日》是临终绝笔。姜亮夫说:“《惜往日》就是跳江时的收关绝笔，这篇诗和《怀沙》一样，是否屈原绝笔，尚难定论，但作于湖南是可以肯定的。
（8）《桔颂》 赞美枯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实际上是说自己如同这南国嘉树，决不离开江南沅、湘之地。枯树“独立不迁”、“深固难徒”，移植到北方就会变成枳了; 自己如果涉江而北，向楚国腐朽势力屈服，或投向强秦，就会变成象枳一样的败类。前人或据“嗟尔幼志”、“年岁虽少”等句断定此诗为屈原早期作品。其实，这里的“幼志”，是指诗人的初衷。下文言“独立不迁”，是说自己不改初衷。这和《涉江》开首“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是一致的。“年岁虽少”承上文“愿岁并谢”句，当是蒋骥所谓“悼年寿之不长”。诗中“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即《渔父》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之意。收关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作结，用伯夷宁愿饿死不丧失节操自喻。这又和《涉江》“余将董道而不豫兮”是一致的。因此，这首诗是屈原迁谪于沅湘间写的，没有疑义。
（9）《悲回风》 此诗以首句“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前三个字命名，抒写作者遭受邪恶势力的打击、政治理想无从实现的悲哀。全诗艺术上的较大特点是心理刻画手法上的高妙，未见事实之叙述，全是作者心理活动的展现，其次是多运用双声叠韵联绵词，增加了诗歌的音乐美。该篇所表现的感情极为深沉忧郁，也是垂死之音。
诗的开头有句云:“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说自己追思彭咸，企慕其谏君不听而水死的志节; 继而写道:“孤子唫而抆泪兮，放子出而不还。孰能思而不隐，昭彭咸之所闻”，说自己长期被放逐，孤独痛苦，将昭明彭咸的志节；然后又云：“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说自己准备效法彭咸，投水而死；收关云:“浮江淮而流风兮，从子胥而自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谓自己将追随伍子骨、申徒狄投水而死。总之，死志已决之意贯申全篇，肯定是晚年的作品。从诗中“登石峦以远望兮，路眇眇之默默”;“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蜺之标巅”看，此篇可能作于辰溆山区。
【彭咸为商纣王时的贤大夫，劝纣王不要淫乱，未果，投水自尽。伍子骨为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其自杀；申徒狄为商代贤者，劝谏商王不听而投水自尽。】
朱熹《楚辞集注》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则可明确：1.《九章》作于作者流放之时；2.《九章》非作于一时一地，非屈原自定，乃后人编辑而成；3.《九章》皆诗人所经之事，所感之情，有坚实的现实根据，有别于《九歌》的神灵色彩。《九章》和《离骚》都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省。只不过《离骚》是屈原自身的全面总结，而《九章》则是具体零碎的生活记录和心情反映。
综上所述，屈原现存诗歌各自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诗人放逐谪迁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战国时期的湖南属荒远的边陲地区，与中原地区很难沟通信息，再加上屈原本人深为楚国和后来的秦朝统治者所忌恨，因此在先秦及秦汉之际的典籍中根本找不到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记载。可是，在沅湘民间却普遍地看重屈原，保存和地流传着屈原的作品。汉文帝时，贾谊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在长沙读了屈原的诗篇，听到了有关屈原的传说，因而禁不住投赋吊祭屈原。屈原的作品被埋没了百余年，幸亏贾谊才得以传播。后来司马迁研读了屈原的《离骚》、《天问》、《哀郢》等作品，并曾“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流涕想见其为人，在经过实地考查之后才写出了《屈原列传》。由于材料来自民间，不完整，缺乏系统性。《屈原列传》不可避免地有不少遗漏，给后人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留下了困难，这实在是千古憾事。
（未完待续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