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维迎以“什么推动了中国40年的高增长？”为题发表演讲。
张维迎表示，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变”，只有变、只有改革才能“稳”。
据中国经济增长数据，2007年之前东部增长较高，西部和中部较低。2007年之后，则是西部增长较高，中部次之，东部较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恰恰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低的地方。由此，能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有一个‘中国西部模式’。西部的制度有优越性，东部应该向西部学习？”，张维迎反问道。
“大家可能都觉得很荒唐，中国模式的基本结论就是这样的”，张维迎表示，“（很多人说）过去40年，中国比西方增长好，有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张维迎指出，上述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把经济看成“静态”的，而经济实际上是动态的，“市场化是一个过程”。
“如果我们从过程来看，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张维迎表示，由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远早于西部地区，所以，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增长得越高。
此外，在国有部门方面，国有部门退出越快的地区，经济增长越好，而私有部门和外资企业进入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也越好。“所有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张维迎补充道，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无论是按照工业资产的比重来算，还是按照就业的比重算，结论都是非常一致。
张维迎强调，中国未来的增长须依赖于创新，尽管刚刚起步，但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高的这些地区，其R&D的投入就比较高、研发密度也比较高，新产品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也比较高，即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创新的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按照人均政府部门来算，一个地区的政府部门越多，人均专利越少，越缺少创新性。“国有部门的教育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专利也越少。其它的数据跟我们都是非常一致的结论，凡是国有资产比重高的地方，工业R&D研发密度就低。民企和外资企业比重高的地方，R&D研发密度就高。国有部门高的地区创新能力就差，民营部门和外资部门高的地方，创新能力就高”。
张维迎强调，“尽管我们有好多中国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邓的改革道路，所以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们有了那些中国特色，取得了好的成就”。
“收关我用哈耶克的这句话，事实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事实错误的理解就会改变事实的本身”，张维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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