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莱特在恐袭中并未受伤，但心理上却遭遇严重创伤。2017年初，他接受“恐怖主义受害者赔偿保证基金”（FGTI）心理医生检查。后者发现瓦莱特备受恐袭困扰，尤其产生很多恐惧症状，“这是很典型的心理创伤症状，随后会有不同程度的演变，具体表现在不同情况下，会产生回避以及焦虑状况。他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也会有所改变，此外他同外界的关系也会逐渐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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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夏天，瓦莱特的症状逐渐变差，他怀疑自己患有杂病，经常去看医生。整个人也变得特别焦虑，并于8月份住进精神疾病中心。三个月后，他在巴黎东南部的马恩河谷省（Val-de-Marne）心理疾病中心的房间内上吊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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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莱特的父母认为儿子自杀同恐袭直接相关。随后，经常同法国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AFVT）合作的法国律师施密特（Claire Josserand Schimidt），于2018年春天开启申请程序，希望法律判定瓦莱特恐袭受害者身份。
身体创伤法律修复方面的精神心理专家卡特琳娜·王（Catherine Wong）对瓦莱特案例进行分析，认为他在去世时，经历“不同寻常的抑郁”折磨，比如当时他认为自己患有重病，便是一个证明。此外，他在遗书中，也暗示自己患有食道癌。此外，卡特琳娜·王试图查看瓦莱特此前的病例史，确定他在之前未患任何精神疾病。她在今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瓦莱特自杀是2015年11月13日恐袭造成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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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预审法官承认瓦莱特的受害者身份，这是该案件极为重要的一步，不过重罪法庭随后才能给出最终判决结果。原告律师强调隐形伤口对人造成的影响，认为这些伤口同身体伤残一样，会对受害者的个人、家庭、社会和工作造成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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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4日法国国庆当晚，一辆卡车冲入尼斯英国人漫步大道上的人群，造成86人死亡。Tahar Mejri的妻子及4岁的儿子不幸遇难。40多岁Mejri的早逝是否与尼斯恐袭直接相关尚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Mejri在案发后深陷抑郁，一蹶不振。
由尼斯恐袭遇难者家属组成的“天使记忆”协会的一名成员Anne Murris向《巴黎人报》记者透露，因无法承受丧子之痛，Mejri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带着儿子的球鞋”，在恐袭发生地英国人漫步大道上“睡觉”。
另一方面，恐袭案司法程序旷日持久，让受害人家属备受煎熬。在得知部分涉案嫌疑人被有条件释放后，Mejri表示无法理解，陷入更深的痛苦中。
2017年9月26日，法国恐怖主义受害者赔偿保证基金（FGTI）公布新的赔偿方式，对死者“死亡迫在眉睫的焦虑”损害给予赔偿，最多3万欧元；对死者的亲人赔偿2000至5000欧元。
基金总干事朱利安·伦基解释：设立“死亡迫在眉睫的焦虑引起的损害”的目的，是“对受害者见到死亡来临时所感受的强烈的焦虑予以重视”。
对恐袭中丧失生命的受害者，将推定受到这种伤害。对恐袭中受伤的受害者，将由一名独立的医学专家来确定当事人身体或精神上是否受到这种伤害，赔偿金额5000至30000欧元。
第二项损害涉及恐袭中丧生的受害者的亲人。伦基强调：“我们对恐袭中丧生的受害者的亲人所感受到的忧虑与漫长的等待给予赔偿”，赔偿金额2000至5000欧元。
据悉，截至2017年11月1日，该基金会共向2579名受害者发放了金额达6400万欧元的补助。其中，1218人获得精神赔偿，576人获得生理赔偿，另外还有758名遇难者家属也获得赔偿。赔偿行为将会在受害者病情完全稳定之后终止，届时他们将可获得一笔最终赔偿金。能够获得最终赔偿的主要为恐袭遇难者亲属和遭受心理创伤的受害者，数量为94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