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巴哈伊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许多宗教信仰都非常重视在中国的传播，巴哈伊教也不例外。巴哈欧拉的继任者阿博都巴哈曾对巴哈伊信徒号召说：“中国，中国，到中国去！巴哈欧拉的圣道一定要传导到中国。”为此，巴哈伊还出版了中国书简，鼓励信徒到中国传道。
早在1862年，就有巴哈伊信徒来到上海传教。二十世纪初，陆续有一些伊朗的巴哈伊信徒到中国旅行或经商。查尔斯·里米和霍华德·斯特鲁文于1910年到上海，他们可能是早期到中国的巴哈伊信徒。1928年，传教者侯赛因·乌斯库利(HusaynUskuli)将其上海的家变为中国巴哈伊信徒的集会点，同时也成为访问中国的外国巴哈伊教徒的接待站。在这—年，首届上海地方灵理会，当时称“精神议会-成立，成员中既有外国和中国的信徒。
对巴哈伊信仰在中国传播起过突出作用的是一位名叫玛莎·鲁特（Martha Root）的美国人。她曾四次来到中国（1915、1923-1924、1930、1937），其中第二次逗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中有七个多月是在北京居住，其余时间她在中国广泛旅行，足迹遍至天津、济南、曲阜、徐 州、南京、烟台、上海、杭州、苏州和武汉等地。在近百所学校发表演讲，举办讲座。她交游甚广，结识诸多政府高层官员、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还多次与中国知名人士会晤，包括孙中山、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博士（1922年至1928年在任），后者于1924年接受巴哈伊信仰。
巴哈伊信仰在中国传播的另一种方式是在国外学习或工作的中国人接触到巴哈伊信仰。廖崇真便是一位，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接受了巴哈伊信仰。1923年春季，他回到家乡广东，担任中山大学农业学院院长以及成为一名政府官员，并将巴哈欧拉的《隐言经》、《寰球书简》、《塔拉扎特》（亦 称《美德书简》）和《伊什拉卡特》等著作的英文本译成中文。这是所见到的最早的巴哈伊中文书籍。
曹云祥博士翻译了许多巴哈伊经典，包括《巴哈欧拉与新世纪》，《巴黎谈话》，《若干已答之问》等，将巴哈伊教翻译为“大同教”，并著书撰文介绍巴哈伊信仰，影响了许多中国人。
如果说巴哈伊教在中国大陆的迅速传播源于外籍巴哈伊的影响，90年代以后巴哈伊的扩散更源于中国人本身，如今不少人是通过互联网自发成为巴哈伊的。
相较于“佛教”所探讨的“出世”概念，巴哈伊们更积极地强调“今生”以及‘入世”，他们不信仰轮回往生，更在乎如何在活着的时候提升自我修养。中国的巴哈伊中，知名度较高的当属地产商潘石屹夫妇。2005年，潘、张二人同赴巴哈伊教圣地以色列海法，并在此后皈依。
2016年，中国大陆首次出版了《巴哈伊文献集成》。本书首要次梳理国内巴哈伊信仰资料，将散逸各时各处的文献资料化零为整，汇总为一部5卷378万字的皇皇大作。它是中国境内有关巴哈伊信仰最为完备翔实的中文文献，是国内学界巴哈伊研究领域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也是国内出版界的一项罕有的盛事。如此厚重的巴哈伊文献汇编，不仅在整个华语寰球，而且在全寰球的巴哈伊研究和出版领域中，也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先例和少有的先锋。借着它，您可以时空穿梭去聆听去回眸去省思，从20世纪初直至今天，回看巴哈伊在中国的往与今，中国社会的旧与新，以及无数巴哈伊学者、巴哈伊信徒在二者之间穿梭连接的绵密的丝线，个人与时代一同织就的一幅幅大大小小的生命图景。
这部作品采撷百年来巴哈伊信仰文字，捕捉巴哈伊在中国的世纪缩影。它像是一个异彩纷呈的万花筒，一棵渐长渐旺的大树，一池涟漪荡漾波光潋滟的湖水。它向我们昭示一路走来的历史，反思不同时期的研究记述的方法、视角、态度，展望、开创、推动未来更加有活力的蜕变、追求与梦想。它能洗礼着无数疲乏混沌焦灼的心灵。
2. 巴哈伊在中国的组织机构和研究机构
1956年，台湾首要个巴哈伊地方分会在台南成立。1956年，香港的巴哈伊成立了首要个地方灵体会。澳门也紧跟香港的步伐，在1958年成立了首要个地方分会。1967年，巴哈伊教台湾总会成立。香港的巴哈伊活动一直没有间断过。绝大多数访华或在华居住的巴哈伊信徒都到过香港，带动了巴哈伊在那里的发展。1974年，巴哈伊教香港总会诞生。1989年，巴哈伊教澳门总会成立。中国大陆目前没有建立巴哈伊组织机构。
忠于政府和服务社会是巴哈伊信仰中的一块基石。巴哈伊社区没有政治议题，摒弃任何形式党派活动，并接受市政府关于公共事务的决议。在中国，政府、学者以及非政府组织同澳门、香港灵体会以及其它巴哈伊组织各自或相互合作探讨巴哈伊原则、理念以及方法，一方面通过著述扩展知识，另一方面使社会和经济发展更为有效。近年来，这些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收获。比如，中国社科院、山东大学和北京大学相继建立其各自的巴哈伊学术中心。
3. 巴哈伊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与合作
1993年，应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邀请，巴哈伊澳门总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先后拜访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并举行座谈。这是巴哈伊教组织首次与中国政府进行正式的交往。随后，代表团又访问了北京、上海、陕西和甘肃等地。
国家宗教事务局也派出代表访问澳门总会，并前往海法访问了巴哈伊寰球中心。巴哈伊教澳门总会主席江绍发还以巴哈伊教代表的身份应邀参加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09年10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庆典以及同年12 月澳门回归祖国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庆典。
1995年秋季，来自50个国家的500多位巴哈伊来到中国，参加了两项重大活动，一是8月30日-9月8日在怀柔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二是联合国组织的于9月4日-15日召开的第四届寰球妇女大会。
4. 中国大陆巴哈伊的活动方式
巴哈伊社区最早在上海由一些国外的巴哈伊拓荒者建立。1921年，最早的中文巴哈伊文献在上海印制。第二次寰球大战期间，尽管沟通困难，守基·阿芬第与中国大陆的巴哈伊仍然有联系。二战后，大部分外国巴哈伊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巴哈伊教在中国大陆一度销声匿迹。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巴哈伊教重新活跃起来。目前在中国内地，巴哈伊信徒们的宗教活动方式，在信徒相对较多的城市，以十九日灵性聚会小组的方式存在。这些小组通常是以自然认识的家人、朋友、同事、邻居等关系缔结起来的，每个小组的人数都较少，以举办十九日灵性聚会（巴哈伊信仰中信徒每十九日举行一次的聚会）为核心，并且根据社团实际情况磋商举行其他各类如学习小组、儿童班、青少年小组、祈祷会等各种服务项目的社团。而信徒人数更少的地区，有些可以维持数个学习小组，或者有零星分布的巴哈伊信徒，但并无任何信仰活动开展。在中国仍然有不少外国巴哈伊拓荒者，他们有些也会辅导一些学习小组。巴哈伊信仰在中国的发展，包括外国拓荒者的来华，都与宗教管理部门经过了充分的磋商，力求在政府的知情同意之下进行信仰活动。
目前，巴哈伊教在大陆仍在“五大宗教”建制之外，并未注册为合法的宗教社团法人，因此，大陆不存在巴哈伊的组织。由于缺乏成员登记程序，在中国大陆总归有多少巴哈伊信徒很难确切统计。据了解，在2009年，中国宗教事务局请澳门的巴哈伊社团估算了下中国大陆巴哈伊信徒的数量。澳门社团方面依照有多少外国巴哈伊在中国，其有多少朋友等因素，大致估算出2009年中国大陆有两万巴哈伊信徒。八年后的今天，中国巴哈伊信徒的数量恐怕远在此之上。麦泰伦在一份报告中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五大宗教”建制外宗教的管理政策也发生了松动。例如在北京，（外籍）巴哈伊可以在指定地点公开举办圣日庆典和祈祷会。这些活动不允许中国国籍的巴哈伊信徒参加，但中国大陆的巴哈伊信徒在家举办十九日灵性聚会也并不受到警方的干预，而这一聚会也逐渐发展成为新兴中国巴哈伊社团的核心活动。所谓十九日灵性聚会，是指巴哈伊信仰者组织的每19天进行一次的聚会。聚会于巴哈伊历法每月的首要日之内进行，每次聚会由祈祷、社区事务讨论和社交三个部分组成。对于巴哈伊信徒来说，十九日灵性聚会有物质和灵性上的双重意义。这既是一次行政会议，也是一次提升灵性的聚会。在中国大陆的十九日灵性聚会中，尽管缺乏与社区的互动环节，但也会在聚会中拟定一些社区服务或相互服务的活动计划。比如为四川地震中遭到毁坏的学校图书馆募集资金，为教友的患病亲属举办慈善音乐会募集捐款等。
中国的巴哈伊信徒知识水平偏高，与早期接触巴哈伊多以具备与外国人交流的平台和语言能力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