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泊
来源:我的新西兰
2012年,北京出现一个打车软件,叫“嘀嘀打车”。我对它几乎一无所知,因为我那个时候并不在国内生活。
2014年,因为商标权纠纷,它改名“滴滴打车”。我对此事记忆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从新西兰回国,开始了在上海近三年的工作。刚到上海,我发现打车不容易,看着满街的士挺多,但大多呼啸而过,风尘仆仆,直接无视路边挥手扬招的我。等了半小时,才有一位50多岁的的士大姐停下来接了我。
大姐戴着白手套,很淡定的和我聊着天。我问她为何那么多空车不接我,她说越来越多司机开滴滴,快的,他们挑单子做,或者赶着去接客人。接着她补充,平台还有司机补贴,乘客也打车券,所以越来越多人用。
我问她为什么不申请这些软件呢?她开玩笑的说,司机的前座摆着几个手机,搞得像个飞行员一样。看着她干净的驾驶台,我一脸茫然,她笑着问我是不是刚从国外回来?我笑着承认了。大姐接着说:
我不像那些外地司机或年轻人,得拼命赚钱。开了十几年的士司机了,这就是一份固定时间的工作,和客人聊聊天挺开心的。挂那么多手机,叮叮叮叮响个不停,客人没下车就顾着抢下一个单子,没意思。再说了,路边招手的乘客大多数都是不会用软件的,不接他们心里有时难受。
在那之后,我在上海工作期间还遇到过一些这样的老的士司机。他(她)们有典型的老上海的淡定,热情和从容,有一位甚至还在驾驶台上摆了一盆小花,看起来养护得很是精神。
但这样的师傅越来越少。后来的日子里,我打车越来越多,但遇到更多的是大姐说的那种挂着3-4个手机,犹如飞行员一般忙碌的驾驶员。在杨高路下班后,也更习惯了被停在路边等客的出租车拒绝后,举起手机预约车。
2015年,滴滴和快的合并了。最直观的感觉是打车红包开始变小,变少了。资本不是慈善家,垄断的目的不是送福利,而是为了控制市场和盈利。这无可厚非,哪有不逐利的资本呢?消费者考量的主要是眼前的福利,并没有多少人在意服务质量和市场最终垄断后后果,这也是人性。老百姓津津乐道的只有成王败寇的历史典故。
2016年,滴滴在中国的收关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全球较大的出行软件美国优步(Uber)采取和滴滴换股的方式,这事实上是退出了中国市场。优步成为滴滴较大的单一股东,拥有5.89%的股权和17.7%的经济权益。绝大多数消费者对此是充满自豪的,因为这代表着“民族企业”的胜利。
任何问题牵涉到“民族”两个字就复杂了。因为这里面承载了太多历史,情绪,期望,尊严,当然还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就像阿里巴巴,较大股东是日本软银和美国雅虎,自身又是美国上市公司,只是业务主要在中国,却成为国人心中民族企业的骄傲。
但这次滴滴和优步的换股,最直接的后果是垄断终于形成了。垄断这个词,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政治学,或是政治经济学来看,都不是一个好字眼。垄断的滴滴可以开始变得傲慢,虽然他还不赚钱。
2017年,结束了三年合同,我回到新西兰。滴滴和我的交集渐行渐远,因为新西兰最常用的还是美国优步,其次是本地的ZOOMY。当然,后者的市场份额很小。回到新西兰的我还注册了一个优步司机,除了做做导游,有时也开开优步。
2018年,在国内似乎顺风顺水的滴滴,也在积极尝试海外扩张之路,比如收购了巴西较大的交车软件等。但也有诸多的不顺畅,最典型的是1月上线的台湾顺风车,3月就被台湾交通部开出超过1亿8000万台币的罚单,并暂停了业务的开展。
台湾交通部的罚款理由挺有意思,他认定滴滴顺风车的运营并非单纯的共享乘车,而事实上和计程车是一个收费方式。这样的运营方式就属于“白牌车违法载客获利”模式。白牌车说白了就是指普通民用汽车,或私家车。如果白牌车只是真的共享经济,比如上下班顺一下,他的价格应该低得多。但如果真那么便宜,司机就没钱赚了。因为事实上,没有多少“顺风车”真的是顺风,其实大多属于专职司机。
需要说明的是,台湾交通部的执法标准是统一的。早在滴滴被罚并暂停营业前5年,Uber就已经进入台湾市场。在运营4年之久,总计收到超过50张罚单,合计11亿新台币后,不堪重负的Uber在2017年2月就退出了台湾市场。台湾对顺风车业务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议,但这里较大的问题就是平台该融入现行法律体系,还是法律该重新定义共享经济这个新兴事物,并为之规范。
这个问题在新西兰一样出现,我在《到底谁才是郑州空姐案的凶手?答案也许让你意外》里曾经提到。优步和新西兰交通部都做出了让步,前者按照新西兰交通部的要求将优步司机和其他商业载客司机同样处理,都必须申请P牌才允许运营,并引入电子工作记录本LOGMATE来规范司机的工作;交通部做出让步允许优步发放专用的车辆许可牌照对民用车的商业载客予以豁免。
国内,今年和滴滴有关的较大新闻到目前就两个,郑州空姐案和乐清少女案。这里面其实表面看起来都是司机的职业准入和管理问题,比如郑州空姐案件里,司机属于顶包(父亲申请的账户)开车运营,乐清奸杀案司机前几天刚被乘客投诉有过犯罪企图等却被忽视了。
我一直不认为发生一件事,我们就应该打死一个企业,甚至上纲上线到认为中国有问题。但我们对待出现的问题,后继是不是有持续,深入跟踪的发现症结所在,是不是能够顺藤摸瓜的解决问题并避免再犯,这个是我们整体缺乏的。我针对疫苗写过一篇文,谈的也是这个观点,放了2周了,前几天莫名其妙被删了(有点滞后,要删早删啊)。
谈到这里,就是深层次的问题了。有些问题,其实属于企业层面,但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却有无形的手在施加影响,往往不出7天就被新的热点所替代。滴滴真的是大到不能倒闭吗?普通消费者能做什么呢?如果大家认为滴滴是如此的傲慢,滴滴可以像上次一样通过赔钱摆平事情,那么能不能做什么去逼他改变呢?
从我看到的朋友圈来看,卸载滴滴似乎是正成为运动。即便只有10%的消费者采取行动,我想短期应该也能对滴滴能够形成一定威慑了吧?但之后呢?我们还是不能回避如何面对出行的问题。我希望这不会是一场运动,因为滴滴确实已经深深介入了中国人出行的方式。
我个人宁可再相信滴滴一次。
但是我们需要针对他公布的每一项整改措施,由监管部门(交管部门?或政府指定部门)微信或微博集中公示出来,每个季度让老百姓可以检视一次整改效果如何,以及如何进一步修正和优化;同时给与滴滴2年的期限来逐步完善。
而我们每个人能做到的就是都去持续关注这件事,相信通过这样一件事,能够让我们民族成为一个不再健忘的民族,同时能够全方位推进社会实现理性面对问题和改进问题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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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稿 | 托尼 排版 | ELAINE
本文经 “ 我的新西兰 ” 原创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