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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假药真治病，中国的真药真要命
这几天中国人被“药”搞的七荤八素。印度假药真治病，中国“真药”真要命。面对草菅人命的假疫苗，各级政府声色俱厉地要求“尽早查清事实真相 ”。其实这并不是中国首要次发生的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各级领导已经震怒好几次了，事实真相也查明N次了，但为什么亡羊不补牢，痛定不思痛？谁都知道，药企资本化市场化后，追求利益较大化是药企的天性。药企必须被监管，而不是靠思想教育或者启发企业良心发现。
事实上政府对药企已经有“完美”的监管法规。正规药企都有《药品GMP证书》。这意味着生产过程每个细节都有“可追溯性”。原料的来龙去脉，生产过程和品质标准都有准确详细的记录。只要按照规矩做，想出假药也难，但实际上没人认真执行法规。这就像交通规则，如果有规则不遵守，斑马线变杀人陷阱，红绿灯变老虎口，那还不如没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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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药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是药监部门不想管和不敢管。现在政府监管宽松到很多药企都懒的认真造假资料，只是不查，一查一个准。该管不管除了“拿人家手短”外，也因为药企是利税大户，监管太严断人财路，费力不讨好。中国曾经枪毙了一个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他的罪名之一是“怠忽职守”。因为他草率签发“局令”，一是为整顿药品市场发布的《规范药品包装、标签、说明书管理规定》，二是为确保药品品质提出的《药品管理法》，其中规定药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取消药品的地方标准。郑筱萸剥夺地方审批权，提高药品生产门槛和增加生产成本，限制商家对药品功效的夸大宣传，所以他“民愤极大”。郑筱萸之死告诉各位官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出事皆大欢喜，顺便还能发财。出了事再“严肃处理”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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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药企也有难处。笔者的同学都在医药行业。同学聚会，搞研究的骑车来，生产药的坐公车来，卖药的自己开车来，发财的都是卖药的。为什么？新药研发“吃皇粮”油水不大。做药的赚的也是辛苦钱。例如一瓶药出厂价10块钱，市场卖到100块钱算正常，卖到1000块钱也不算过分。谁都知道控制产品品质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但是看一下利润链，做药的赚钱最少，哪有钱抓品质？做药的想发财只能降低成本，歪门邪道就出来了。
是不是钱都让卖药的赚去了？也不全是。因为他们的销售成绩要“靠钱供出来”，这包括广告宣传这类白色支出，推广费、市场服务费、会议费等灰色支出和行贿的黑色支出。实际上对“关键人物”行贿给好处，“投入产出比”远高于把钱投入到品质控制上。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消费者买“药”花的钱真正在药上面的极少，实在冤。
按道理假药要从生产这个源头打击。但是因为药品生产有垄断性，又牵扯到就业和税收，所以最难打。比如吊销长生生物公司的生产资格，假疫苗肯定出不来，但是真疫苗也没有了，一时半会儿替代不了，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所以打假药现实一点的突破口应该是行销。首要把非法的行贿打掉，让假药出不来卖不掉。第二是把虚假广告打掉，让产品靠效果和品质竞争。挤掉非法和违规“成本”，药企才可能资金和人力放在产品效果和品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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