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要快乐，要幸福！

卤煮用得一手好滤镜~ 

代购比较火的就是奶粉和保健品了，但是奶粉是限购的，一人一次限拿两盒到三盒。并且由于抢得太厉害去超市其实经常是缺货状态，所以要早起去各个超市看下新货上架没有。有些城市超市因为缺货厉害，直接奶粉不上架，要你自己找售货员要。凑够一箱六到八盒奶粉给你寄回去，可能要跑好几趟。另外一点点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脸皮薄吧，有些中国人做代购真的太凶了，抢购能力太厉害。。。所以亚洲人去买奶粉，特别是一次就买三盒的学生脸，收银员的态度真的会特别差。。。职业做代购的事迹也是传奇，各种想不到的行为都能搞出来，感觉会赚钱的人果然思维方式不一样。虽然佩服，但是心里还是不认同。

  关于种族歧视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会关心的一个大话题，这也是海外华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关于种族歧视，我曾经和同事，朋友都讨论过。我和朋友们的感受是，真正的种族歧视分子是极少数。大部分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事件，其实归根结底都是低素质人群的低素质行为。至于那些有严重暴力行为的人，纯粹就是罪犯，我敢断定，他们大部分有犯罪前科。　　　　虽说，真正的种族歧视分子是在极少数。但是不同的种族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家庭里都会有矛盾，更何况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呢。其实大多数的矛盾与冲突来自于原居住民与移民双方面的“不理解，不适应，不融合” 。比如，在新西兰大量开放移民的最初，很多当地人对新移民不会说英语感到奇怪，不解。我曾经告诉过一个当地人，我是在上了中学才开始学英语的，工作以后也没有什么说英语的机会。这位当地人非常吃惊，原来，她以为我们和他们一样，生来就说英语的。还遇见过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曾参加过一个针对公众服务课题的行业性培训，课程里有一章特别提到对待亚洲客户要尊重他们的文化习惯，具体是这样说的:“在有些亚洲文化里，与对方交谈时直视对方的眼睛是代表不尊重对方，这和西方文化是正好相反的……”课余，一位同学便活学活用，在和我说话的时候低垂眼帘，行脚趾注目礼。虽然，这只是一两个我偶遇的小例子，但是，也从某种程度反映出西方人对亚洲人的不了解。另一方面，新移民到了新的社会，很多新的习惯一时不能适应，也会招来一些尴尬。这里也有一个小例子，比如在国内公共场合人多，我们早就习惯了人挤人，被推一下被撞一下似乎很正常。但是，在国外，如果有人在超市不小心碰到了你一下（更不用说撞了），你一定会听到一声“Sorry！”如果你挡住了后面人的去路，后面的人会说声“Excuse me!”（对不起，借光），然后等到你让开，他才走过去。刚到国外的时候，很多新移民，包括我们自己常会忘记说这些最基本的礼貌用语。其实这也是文化差异，如果在中国的菜市场，也用上这套礼貌用语，那准会被当做二百五。　　　　关于种族矛盾的问题，再打个通俗的比方。近些年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里也在不知不觉中接纳着大量涌来的，不同层次的，不同地域的人们。这些城市移民与原居住地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也许你可以体会一下双方的感受，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与西方社会里接纳来自于亚洲移民的心态有着类似之处。　　　　种族话题，是一个大而深得话题，不过在我看来，很多种族矛盾并没有上升到种族歧视的高度上。我曾经说过，我不擅长此类严肃的或带有政治性的话题。所以，在此算是抛砖引玉吧。　　

3， 说说我的丑事　　　　晚上学英语有时会很累，难免开小差。有一次，老师和同学们说着一个电话号码，老师正往黑板上写，我忽然回过神来，冲着老师冒了一句，“这是你家里的电话号码？”说得老师乐了起来，还有点不好意思，“不是，不是我的电话！”　　　　另一次也是关于电话号码。上班的时候有次打电话给客户，客户说等下回给我，然后跟我要公司电话。我想也没想，啪啦啪啦报完了，听着客户那边没反应，忽然意识到不对，赶紧说: “Sorry, 那是我家电话。”客户差点没笑翻了。　　　　真正的一件丑事是这件。有一次，和顶头上司（team leader）说到订机票的事情，team leader 是刚结婚的小伙子，一个挺厚道的人。要订的机票是包括住宿的套票，还有个很特别的名字，具体已经忘了，只记得是Con…打头的词，我当时想说那个特别的套票的名称，嘴里不知怎么就冒出“Condom Fare” ，刚说出口，我自己就吓出一身冷汗，心想，怎么会说出这个词。看着team leader的脸色由白里透红，迅速转成紫猪肝色。我只能绷住脸上的表情，故作镇静，假装刚才的话不是我说的。其实恨不得找个洞钻到地下去。

2，英语班　　　工作之余，我们那时晚上还去上夜校，学英语，虽说工作已经找到，但那毕竟不是练习英语的场所，那是竞争的场所。夜校英语班里大多数都是职业人士，白天上班碰到什么难题，晚上就来问老师。老师是个高大的哲学硕士生，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班上的学生是来自各个国家的新移民，有前南斯拉夫的一对夫妻，韩国人，日本人，西班牙人，印度人，太平洋岛人，台湾人，还有我们中国大陆人。来自韩国的是位40岁左右的女护士，她说，先生在韩国是工程师，到了新西兰因为英语不好，没找着工作，也抹不开面子做个小买卖什么的。看来天下的知识分子都一样。韩国人旁边本来坐着一个年轻日本女人，脸上的白粉擦得“不敢笑，一笑粉就掉”。第一天，老师让两人一组，互相自我介绍，之后再把对方的情况向全班介绍。老师把韩国人和日本人分在一组。韩国大姐很有个性，对日本人大概有民族仇。等轮到她介绍日本人的时候，韩国大姐慢悠悠地说：“她叫XXX, 来自日本，她来新西兰拿的是工作签证，但是她没有工作……”第二天，日本人就搬家和台湾人坐到一起了。有次，老师让大家说说喜欢什么影星。韩国大姐说：我喜欢美国影星马龙白兰度。日本人这下找到报复机会了，回了一句：他已经结婚了。大家听了都笑。韩国大姐脸上略过一丝尴尬。　　　　课堂上经常有同学向老师提生活里遇到的英语问题。一次，韩国大姐很认真地向老师提问，“You old sausage!是什么意思。” 话音刚落，班上的男同学一阵哄笑。老师也笑了。韩国大姐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赶紧说：那我不问了。老师说：“没关系，你在哪里听到这个话的？”韩国大姐回：“在医院里，两个老头子间的对话。”老师想了一下说：“这是两个朋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我心想，老师，你也太不把我们这些成人英语班的学生当成年人了。说到sausage, 想起来前两天，5岁的女儿对着3岁的儿子说：You silly sausage! 我问女儿哪里听来的，女儿说：听老师说的。其实silly sausage倒不是什么特别不雅的词，不过，我还是跟女儿说：大人可以说，小孩子不能说。

（四）国外学英语趣事　　　　　　刚出国时，大家学英语的热情都很高涨，不高涨也不行啊，去超市买食品，找工作，上班，看病，银行，晚上看电视，you name it 处处都会面临挑战。那时我们还强迫自己下班回家也讲英语，可怜的大脑，连做梦都做英语梦。真是24小时不闲着。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新西兰（包括澳大利亚）的英语，比较特别，我以前在国内从来没听过。在国内我学的是美式英语，一直到现在还总有人问我是不是从美国来的。不过在新西兰住久了，也就适应了新西兰式英语。甚至有点同化了。2000年，有美国朋友来新西兰玩，夸我说得一口好听的新西兰英语，象唱歌一样。哇，第一次有人说我是新西兰口音，第一次有人夸新西兰英语好听。　　　　1， 名字的故事　　　　　　出国第一件事，要起个英文名字，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有些人很坚定，不起英文名，不过那也得基于自己的中国名字外国人能发得出来的前提，比如，姓李叫力，英文里li-li 不难发。 可是，比如姓zhao 名 xue qiang，我敢打包票100% 洋人发不出来。好在英语国家里，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喊名字，姓不容易发关系不大，反正用的机会也不多。我的姓就不好发，遇到某些场合需要我报姓，我就直接ABCD拼出来，免得要给他们上堂中文发音课。英文里只有二声音，中文有四声，这不是几分钟就能教会的。不过，有些人就是不信邪。有次，我的一个同事好奇，非要让我发我的姓，然后跟我学，把我听得鸡皮疙瘩直起。她还很认真，一个劲问：是这样吗？我赶紧说：对，差不多了。　　　　英文名是起了，不过，有些人一时半会还有点不适应。也有过比较少见的搞笑事件，那就比如发生在我们憨厚的朋友王身上的故事。王给自己起了个George的英文名字。一天，他在教会刚认识的洋人朋友Alan来教他开车。王居然冲着Alan大喊他自己的名字：George! George! 喊了好几声，Alan才意识到原来王是在喊他。一场爆笑自然免不了。　　　　就像外国人犯难我们中国人的名字一样，刚出国时，对于五花八门的英文名真有点头昏，更不用说姓了。通常别人刚自我介绍完，我就忘了人家叫什么了。刚去新西兰的时候做过时间不长的秘书，接电话是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最怕的就是留言，要记录名字，单位名称，其实我英语还算不错，所以面试能蒙混过关。不过，出了国才见识了以前从没听过的那么多的名字和姓。现在，对名字早已不发怵了，因为，其实常用的英文名甚至姓其实很有限，就那些。记得当时，单位一个同事姓McKenzie, 每次发他的姓都很痛苦，于是，请教他。他教我先发Mc再发后面的Kenzie。中间稍微停顿下。就象麦当佬，也是McDonald。据说以Mc开头的姓氏，通常祖先都是爱尔兰人。说起姓，曾经遇到过一个房地产经纪，长得细头细脑细脖子，看着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一见面，他很职业地递过来张名片，一看差点笑喷饭。原来姓Flounder(比目鱼，左口鱼)，这种鱼在新西兰超市很常见，两个眼睛长在脸的一边。如果你看到过左口鱼，你就知道这个地产经纪长成什么样了。更滑稽的是，他自我介绍说：是的，我姓Flounder长得也像Flounder。看来很有自知之明。

是的呢！

圣诞节将至的时候，单位事情不多，同事们也没心思上班了，几个女同事打听到一个算命的，很特别，据说可以将你去世的亲属的魂灵附体，然后跟你沟通，指点未来。就像美国电影《人鬼情未了》里面的那个黑人女巫师。这个人不是职业算命的，业余帮人算算，象征性收点费用。没有广告，只是By word of mouth, 算过的人传来传去。所以，女同事们格外信，纷纷预约。Helen，Sierra，Millie 都去算了。回来都说准，Millie更是有声有色地描绘，她当时是如何地发抖，感觉她死去的祖母就在眼前。至于算了什么具体内容，她不肯透露，只是带话给另个同事Molly，说她的祖母感谢孙女Molly保管她的戒指——这个戒指现在戴在Molly手上。我听着她们的汇报，心里痒痒，盘算着我的情况，一，没有去世的亲属，二，如果是没有见过面的爷爷奶奶什么的灵魂附体，到时候是说英语呢，还是中国话？不过，这些都是白费心思，因为我当时忙得够呛，一时没空去。后来打电话预约，算命的说，要过节了，暂时不算了。为此我遗憾了很久。后来还特意跑到职业算命的那儿，算了一卦，那个算命的巫婆说我前世是在古希腊皇宫里的公主之一。别说，我还真有点信，因为以前总有人说我的着装和喜爱的首饰挂件像少数民族，而且我曾经做过几次梦，总梦到自己和一群希腊模样打扮的人在一起，梦境里热闹非凡。还有战争的场面。那时总在想，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休息了几天，继续来写写啦~~单位里有个负责管理所有电脑的小伙子，长得英俊逼人，属于比较斯文型的。其实他很和气耐心，但总觉得骨子透着贵族般的清高气质。让人有种只能远远的欣赏，而不能真正靠近的感觉。我想正是因为他这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常常招来单位年轻女同事的奚落。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隔壁部门有个红发碧眼的矮小女同事，她这个长相属于比较稀有品种，书里电影里，一般描写有巫术的女人都是红发碧眼。小巫婆平时也很傲气，每次英俊逼人IT帅哥一来，必遭她的刻薄奚落，诸如“现在找男朋友最好是Builder，高大威猛，又有钱 （国外builder都很有钱，和国内的农民工可不一样。）。谁还喜欢小白脸啊！”原来英文里也有小白脸一说。小白脸帅哥被她奚落得很尴尬，脸更白了。说实在的，我倒是挺同情他，没招谁没惹谁的。每次给我电脑解决完了问题总是耐心地跟我交代一番注意事项。他弯腰站着对着我，我坐着，仰视他，总是让我不敢正视他的双眼，英俊逼人是真的！

我们部门里除了三个经理是男的，其他几个都是女职员。Helen是秘书，圆圆的脸蛋，可爱又温柔。她曾经在一家华人公司里干过，所以对中国文化多少知道一点。她很骄傲地跟我说，我知道你们中国话和英语是反过来说的，比如，中文说：黄先生在哪里。英文则说：哪里在黄先生（Where is Mr Huang）。　　Helen旁边坐着Sierra, Sierra的长相和麦当娜非常像，人也和麦当娜一样爱风骚出风头。只不过个头小一号。一头长长的金发，一天一变，有时卷起来，有时是直的，有时披头散发，有时高高扎起。略有点三角的大眼，尖下巴，两片刻薄的薄嘴唇，总是涂着很红的口红。Sierra工作不上进，不过嘴巴很巧，经常能蒙混过经理，特别是Peter。两句好听话就把Peter说的眉开眼笑。Sierra经常上班聊她的高大的男朋友，“昨天晚上我男朋友来了，哎呦，我今天觉得breasts被压得好疼……”有一天，Helen在打字，觉得窗外阳光太刺眼，就把百叶窗帘拉上了。过了一阵，Sierra觉得太暗，想让Helen打开，Helen起初不肯。Sierra就不停地跟她耍嗲，please, please……Helen只好起身来开百叶窗，每拉开一节，随着哗啦的声响，Sierra就哼哼一声“Oh…Yes…” “Oh…Yes!” Helen笑起来，说 “You’d better not let the guys hear you.” (你最好别让那些男人们听到你。) 有一次，我戴了条项链，链坠是国内亲戚送的金花生。Sierra没见过，很感兴趣。第二天，Sierra走过来跟我说：昨天我男朋友来了，我告诉他，你带了个花生的项链。你猜他说什么了？ 我说：他说什么？Sierra面露淫色说“他说是chest nuts” 我没明白过来，她又用两只手在胸部两点按了一下。我给她这么一比划，顿时觉得脸上一阵红。后来又从Sierra嘴里学会了什么叫willy warmer……实用英语就是这么练成的。

John和Peter 正好相反，不爱开玩笑，很严肃。嘴上留着小胡子，看不到上嘴唇。John对工作要求很严。虽然，平时也很平易近人，但是，如果让他看到有人工作上粗心犯错，他就会严厉地批评。进公司不久，John有一次和我谈话，他告诉我，我目前做的工作原来是由同事Millie在做，不过她太粗心，经常把东家的支票寄到西家。所以John希望我能逐渐把Millie的工作都承担起来，取而代之。我可以感到John对我的期待。现在说来不一定有人信，不过当时我的想法很崇高很简单，就是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后来我不负John望，干的不错。半年后，我找John要求加工资，他很痛快的答应了。我想这是我应得的，因为当时公司人际关系复杂，我工作负荷又超强，为此我还忍不住冲着John委屈地哭过一次鼻子。 不过有苦也有乐，同事上司相处也有很多会心一笑的时刻。有一次，我正埋头工作，听到身后有人喊我名字。我以为是Peter，想也没想，就回：Yes, Peter! 等了一会，没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John，顿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赶快说: “Sorry John！” John假装生气转头就要走，我也和他开玩笑，赶快追过去，一边直呼他的全名 “John…..Nixxx !” 从侧面看，John的脸好像红了一下。他说 “看来 xxx（我名字） 要配付眼镜了”。不久，由于John业务和能力上的出色，被调到美国西雅图分公司。几年后，我来到澳洲，和Peter电话里聊起John，Peter说，现在John在悉尼一家全球最大的XX公司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Top senior guy” 之一。非常厉害。

哈哈，还好，自己瞎写，谢谢支持

（三）洋同事　　　　进入XX公司不容易，因为当时公司里除了前台一个负责接电话接待的，是个棕色皮肤的太平洋岛人小姐，其他一概清一色白皮肤洋同事。当时的新西兰，华人本来就不算多，特别是在奥克兰商业办公楼林立的市区。若干年后，亚洲人大量涌入。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说来，要感谢我的部门总经理John。他是个非常有魄力，而且正派的人。当时面试我的有包括John在内的三个经理，第一次面试过后，又有第二次面试，第二次面试时公司的总经理也来了。我这个人平时比较内向害羞，不过在关键的时刻，比如面试这种场合，从来不怯场。面试之后公司又调查我的Reference, 幸好在国内的公司是大公司，在香港有分公司，他们居然电话打到香港了解我，香港公司又电话到我国内的公司了解……呵呵，够曲折的吧。我想他们招第一个中国人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缺乏了解嘛。　　　　进公司不久，部门另一个经理Peter就和我聊起了中国人的名字问题。Peter几乎一头白发，离了婚，独居。不过整天很快乐的样子，喜欢开玩笑，有点小孩子脾气。我暗地里叫他老顽童。一天，Peter晃过来，说，你知道你们中国人的名字都很难发音。有一个人，她叫shi ting, 如果连起来发音，就是shiting。说完，Peter自己哈哈笑起来。我觉得这个笑话似乎有点种族歧视，所以，一开始对Peter印象不太好。后来处久了，发现他对谁都爱开玩笑，其实人不坏。我离开公司时，是他给我写的reference，写的很公正。很多年后，我到了澳大利亚，因为找工作需要referee，就打电话找他，他已经换到了另外家公司做总经理，没想到事隔这么多年，他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第一句话就说：我当然记得你，你这个Chinese girl。不过你的英语比以前好多啦，哈哈。

故事三：赤裸裸的小刘　　　　留学生小刘曾经做过我们时间不长的房客，因为发生了一两个故事，所以就记住了他。小刘是青岛人，二十四，五岁。一看就是北方人的样子，身材不算高，不过结结实实挺匀称，剃着短短的头发，有棱角的方脸，浓眉大眼，炯炯有神，让人感觉是个精明有想法的人。后来知道他父亲在国内有个家族生意，想让他出来锻炼两年，然后回国帮忙。也许因此原因吧，小刘性格上似乎显得比他的年龄成熟些，跟他往来的朋友似乎都听他的，短短的时间里已经交了个当地的洋人朋友，几个小伙子经常一起捣鼓小刘那辆二手车。还经常和我们讨论一些买二手车的经验。像很多父母有钱的留学生，小刘平日心思不在学业上，不过生活上倒是还算是节俭。晚上出去玩，回来的也不算太晚。偶尔回来的特别晚了，会轻手轻脚，澡也不敢洗，怕吵着我们睡觉。抽烟也会自觉地到后院里抽。同处一个屋檐下，我们对他也有些生活上的照顾。有时，小刘也会因为听不懂电话里的英文，来找我帮忙。　　　　就这样，虽然时间不长，和小刘相处的还是不错的。话说有一天，小刘在自己房间睡觉。老公外出。厨房有个侧门，通向街道方向，那时正值夏天，门开着。我背对着厨房坐在客厅里看报，忽然，不知为什么，也许是第六感觉，我放下报纸回头向厨房望，这一望可不得了，就在厨房和客厅间，一个戴帽子的高个子青年，正打开壁橱门向里面翻找，那个壁橱其实里放的都是一些文具。我这一惊不小，大声：“Hey!” 了一嗓子。那人转眼就从厨房侧面跑出去，消失了。我没敢追，小刘还在睡觉，我第一想到的是给老公打电话，老公让我赶快报警，我惊魂未定，又赶快打电话报警。很快来了两个年轻警官，个子都不算高，开始详细地问我情况。我的观察力一向很强，虽说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不过我还是看得很清楚。我说这个人戴着 “baseball cap” 所以看不清长相，不过很年轻，in his early twenties, 穿着干净的白色T Shirt，牛仔裤，运动鞋。那个做笔录的警官又问，个子有多高，我说：比你高些。他又问，什么身材，我说：medium built. 这时，另外那个警察拍拍做笔录的警察，对着我说，比他高？比他壮？我看他不正经的架势，就没接他的话。这时候，小刘听到动静，从房间里出来，我向警察解释，这是我的Flatmat, 他当时在房间里睡觉。两个警察做好了笔录，临走提醒我，以后要及时报警，本来他们正在附近的路面巡查，有机会抓到罪犯的，因为我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延误了最佳时机。警察走了以后，小刘赶紧过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刚才有人进来偷东西，吓得我够呛。小刘张着大眼对我说：那你怎么不叫我！说话时眼里闪烁着一种异样的柔和的光芒。　　　　日子一天天过着，风平浪静。有一天，和老公上了车，准备出去，为了找一样东西，两个人吵起来，他说，你放哪了？我说，我就放在浴室壁橱里了。老公说，我找了，没有！我说：你找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于是，我下了车，气呼呼地开门回家，奔向浴室，准备把这样东西找出来，证明给老公看看。当时心里有火，又急着拿东西。所以，没在意浴室门是关着的。呼地打开浴室门，正要冲进去，眼前，赤条条地站着小刘，手拿浴巾僵住了，我也被这个意外的状况惊呆了，只见小刘白晃晃的身体和隐私处黑色的毛发呈白黑分明，在雾气腾腾的浴室里显得格外刺眼。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感觉有点不真实，居然楞在那儿好几秒钟，疑惑着，浴室门应该是锁了的，怎么能打开的呢，小刘肯定也在想同一个问题。等反应过来，我赶紧关上浴室门。事后研究了一下浴室门，虽然可以从里面锁，但是因为老房子，旧锁，外面稍微使点劲就能打开。好在，在这之后不久，我们必须搬离这个房子，小刘当然也得搬。大家就各奔了东西，没再见面，否则，都会有点难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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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与房客故事二：赌徒老陈　　　　　　老公和我都先后找到了本行的工作，他还是继续做他的IT，每天西装白衬衫领带，算是正式踏入西方社会的白领行列。我呢，也在一家出口公司找到了工作。在同来的朋友里面，我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搬离广东人家，我们在一个环境很不错的区找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家”，一个两室一厅的Unit。这个Unit外面看很一般，从路边进去一条长长的车道，曲曲弯弯，两侧是小树和灌木，尽头是一栋小木楼，上下共4户，我们要租的是楼下的一间，有个小后院。进入到室内，才感觉到它的好。明亮的大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郁郁葱葱，通向后院有小露台。房主刚做了新装修，地毯也是新的。双人房间朝着后院，另有一个单人房，客厅的一面就是那扇落地窗和阳台门，室内阳光明媚，室外绿树红藤，让人看了心情顿觉舒畅。我们在这里住了近一年，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若干年后，我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又打算买个投资房出租，恰好这个Unit在卖，我们因为当年的良好印象，非常想把它买下，只可惜Auction(拍卖)上失之交臂，未能成为它的主人。我们后悔了好一阵，这是后话。　　　　　　租下这个舒适的Unit，有个常来的朋友很羡慕，他当时还单身，正准备回国找个媳妇，提出来回国前临时在我们这儿住一阵，谁知一住就一两个月。临走把床送给了我们，留在了单人房间里。他走了以后，我们忽然觉得好冷清，想想房租也挺贵，其他的朋友似乎没人像我们这么奢侈的。就决定把单人房出租，招Flatmate(房客)分担房租。　　　　　　老陈是第一个打来电话的，说他有稳定的工作。我们觉得不错，后来见到人也觉得挺老实样。说起来老陈，其实不算老，大约30多不到40吧，带着大眼镜，一副被生活压迫得很沉重的样子。老陈在KFC肯德基工厂里打工。他住下来后，我们家冰箱里他的东西没别的，除了一大罐一大罐的KFC的蔬菜色拉还是蔬菜色拉，从来没别的。后来知道为什么了。老陈每天早出晚归，几乎见不到人，唯一可以感觉到他回来过的痕迹，就是冰箱里的蔬菜色拉少了一两罐 。时间久了，大家有了点了解，才知道，其实，老陈算是知识分子，大学学的是数学。来新西兰很多年了。那年奥克兰市新开一家规模很大的赌场，人称天空赌城，英文名Sky Tower，高耸如云, 下层是停车场，上来是赌场，商场，咖啡厅，餐厅，再上去是宾馆，方便赌徒入住，还有顶楼旋转餐厅，可以俯视整个奥克兰。赌场来了，吸引了不少无聊人士，特别是那些在国内热闹惯了的亚洲人。有的人是有钱没处花，把信用卡就插在老虎机上自动转，人却不知道跑到哪去了。也有根本没钱的，空虚无聊，在新的社会里找不到了自己的位置，缺朋少友，唯有在赌博中麻痹自己。老陈就是。老陈本来多年打工积攒了不少钱，按他自己的话说，正准备买房子。然后就陷入了赌场的漩涡，不能自拔。买房子的钱赌没了。本来也租了一套大房子，招了9个房客。后来，租房子的钱也没了，就搬来了我们家，成了别人的房客。不过，老陈很本分，没有别的不良嗜好，开始房租也能按时交。不过，我们很是为老陈担心，每天只吃KFC的蔬菜色拉过日子，凌晨才从赌场回来。有一次，开着车就睡着了，闯了几个红灯都不知道，幸好夜里车不多。偶尔，老陈晚上没去赌场，他会在房间里伏案用功，纸上密密麻麻，写满数字。别忘了，老陈是学数学的，他认为他可以用他的逻辑打败赌场。在这种心态下，劝他回头真的很难。终于，有一天，老陈的房租交不上了，一两周后，老陈自己悄悄搬走了，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他最后的一点点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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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东与房客　　出国的中国人，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与人合住的经历。说说我们的故事吧。　　　　故事一：房东阿祥　　　　刚到新西兰的时候，一位未曾见过面的朋友把我和老公从飞机场直接送到了他替我们租的住处， 一栋结实的砖房，门前有小片草地，穿过草地中间的小径，上六七级水泥台阶，进大门。里面比外面看起来更新更漂亮，淡棕色地毯，室内明亮干净，房主是广东人，一对夫妻和一个4岁的女儿，男主人在广东人里应该算比较高大的，小眼睛厚嘴唇，女主人应该还算是漂亮的吧，大眼睛挺亮，五官挺端正，两人的着装很普素，小女孩很谨慎地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不吭声。夫妻俩显得挺客气友好。女人引我们到属于我们的房间，说，这个房间很大的。然后问，你们有自己的床吗？我们说，刚来，还没有。于是，她指着房间里唯一的家具，那张大床，说：“这个床垫是我们捡来的，还很新的，我晒过了。” 捡的！我当时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唉，怎么办呢，下飞机的第一天，只能这样了。当晚，我从箱子里找出国内带来的床单，铺在了这个捡的床垫上，心里算是舒坦了些。刚铺好，女主人进来关心我们，看到铺好的床单，她用还算比较纯正的广东普通话说：好靓啊！　　　　收拾好了床，我们来到客厅，和男女主人寒暄了一番，知道了男人叫阿祥，来新西兰已经好几年了，起初是黑下来的，现在有了身份，刚把老婆接过来半年。这个房子其实也是他们租的。阿祥在中国菜店打工，一周干六天，正好第二天是周日，阿祥很热情地主动提出来，明天带我们去周日二手车市看看，我们感激了一番。　　　　坐了近20个小时的飞机，我们俩都疲惫地上眼皮找下眼皮了。分别给国内家人打了电话报了平安，就准备爬上捡来的床睡了。谁知道那是间朝阴的房间，当时是七月份，国内是盛夏，新西兰则是冬天。下了飞机我还穿着短衣短裤，也没觉得冷。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觉得特别的冷，到今天我似乎还能感觉到那个晚上的彻骨寒冷，我想是从心里出来的寒意吧。老公也冻得直哆嗦。我们把带来的所有的衣服都压在被子上，还觉得冷。来之前，听说新西兰不冷，所以毯子根本没带。我们俩在唯一的一床被子里抱成一团，不是亲热，为的是取暖。终于太累了，睡着了。这一觉竟然睡到了第二天下午。那天的车市自然没去成。不过，后来阿祥还是带我们去了。在我们初来乍到的艰难时期里，这些小小的帮助都会留存在我们记忆深处最温暖的地方，直到今天。　　　　在关东人家，学会了一些广东话。喝过了他们煮的鲍鱼粥，广东凉茶，其实，那个并不是茶，是清热的中药。从此也学会了汤里放些平补或清热的药材。平时，我们自然是各做各的饭。我老公本来就比较喜欢吃喜欢做，刚到新西兰的时候缺乏精神食粮，就用物质食粮来替补，我们很多精力都花在去超市买菜，做饭，吃饭上面。两个人3菜一汤是常事。有次，阿祥看到，顺口说：喔，你们两个吃这么多！我们三个人才吃2个菜喔。　　　　奥克兰市有个West Spring公园，那里有宁静的湖水，大片的草地树木，成群的野鸭，野鹅，水鸟，还有红顶的黑天鹅。春天来的时候，黑天鹅爸爸妈妈会带着几只刚出生的毛绒绒的小天鹅在湖边扭来扭去地散步。胖胖的大白鹅喜欢跟着游客后面呱呱的要面包吃。这是我在新西兰去的第一个公园，也是最爱的一个。那天从公园回家，正好，阿祥的朋友阿昌也在。就和他们兴奋的描述了这个刚去的公园，听完以后，阿昌说，喔--- 你说的是鸭仔湖啊。我诧异道，怎么叫鸭仔湖，应该叫天鹅湖嚒。我的话引来了他们一阵笑。后来知道，大家都叫鸭仔湖。估计是早年去的广东人起的名字，后来就传开了。　　　　很快我们俩先后找到了工作，三个月后，我们搬离了阿祥家。从此有了自己的家。

(一) 有感应的交通灯　　　　一条很平常的小路，往来车不多。从去年冬天以来一直到今年夏天，差不多大半年了，每天早上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都必经这条小路，路边是一些大树，在三岔路口有个红绿灯，似乎太平常不过了。然而，进入夏天的有一天早上，这个路口的红绿灯似乎出了状况，我开车过来的时候是红灯，因为澳洲早上的太阳已经很烈了，我就停在离停车线有大半个车距位置的树荫下等。等来等去，似乎已经几轮下来了，就是不见我这边的红灯转绿，这时我后面已经排了好几辆车了，我开始有点坐不住了，心里嘀咕，这个交通灯是不是出毛病了，怎么这么久还不变。正想着，后面已经有人不耐烦按喇叭。我也挺来气的，心想，它不转绿，难道让我闯红灯？！不用说国外这么多年养成的自觉遵守交规的习惯，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能乱来啊。不理他们，于是乎又等了一阵子。后面又有人按喇叭，从后视镜里还看到有人冲着我挥手示意，似乎让我前行，我正考虑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带墨镜的胖女人从后面开上来，冲着我两手乱舞嘴里很激动的叽呱一阵，意思说我离开停车线太远，应该往前开点。我心想，这和红绿灯有什么关系，不过还是不情愿的往前蹭了一点，又等了片刻，红绿灯还是没变，这个旁边的女人又是两手向空中烦躁的乱舞一阵，然后 “呼”的一下把这车开到我前面停住。说来也真怪，瞬间，红灯就转绿了。我当时想肯定正好让这女人碰巧赶上了。也许因为这是条小路，在不是很繁忙的时候红灯给的时间就是特别的长，也许就是出了故障。不过，自从这以后，我每次从这个路口经过，心里都会嘀咕一下，生怕这个交通等又出故障，我想，难道别人没遇到过这个情况吗，难道没人去报告？几周过去了，好像都一路的绿灯，就在我差点都忘了这事的时候，那天又是个热天的早上，我又是在那个路口遇到了红灯，习惯性的我又停在了离停车线有大半个车距位置的树荫下等红灯，当下我就想到了上次发生的事情，不过我想不会这么巧又出故障吧。于是安心地等，望着路口发呆。过了好一阵，红灯依然纹丝不动，后视镜里看到后面又来了好几辆车排着。我想这下糟糕了，怎么和上次一样的情景，这时，又是有人按喇叭，我还在想的时候，一个瘦削的男人走到我窗口，客气地说，你如果停得离线太远的话，交通灯探测不到我们在这里，它就不会变。我一听吓了一跳，原来真是我的错，招呼都没来得及打，赶快把车往前开了一段，停在线上。真的，红灯马上就转绿了。一边开，一边想，原来交通灯不是完全按时间来的呀，还可以探测到交通的流量，然后进行变通，嗯……，如果上次那个胖女人不那么激动，也许我上次就意识到了这个玄妙。一样的场景，不一样的人呐。我心里除了惭愧，更多的是感激那个耐心的澳洲男人，这才叫有教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