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9 日，广州华侨博物馆正式开馆，并内部试运营。
华侨博物馆前身是位于广州市沿江西路的五仙门发电厂，始建于 1901 年，是华南地区最早的火力发电厂。将重要的功能性建筑设立在江边，是广州沿江路的独有的城市布局。
从广州华侨博物馆往西，依次是民间金融街、邮政博物馆、粤海关博物馆，还有广州洋人的聚集地——沙面。而全球四座全石结构哥特式教堂（另外三座是巴黎圣母院、威斯敏斯特教堂、科隆大教堂）之一的圣心大教堂，也就在这一带。
这些建筑群以沉默的方式，映射着过往中国南方的商贸帝国、海洋与陆地的边界、中国与寰球的交汇点，这些因素，给广州人去海外踏土拓疆，带来了先天优势。
如今，广州已是全国较大的都市侨乡，有超过 400 多万海外乡亲，分布在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而广州华侨博物馆，正是这 400 多万海外乡亲的家乡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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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边界的海岸线
广州人的海外之旅，始于 1567 年。这一年 , 明朝政府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开放白银货币化，另一项是开放海禁。
尽管在这以前，中国一直有海上丝绸之路，但海外贸易的收益，大多属于官方。在这两个政策的背景下，民间贸易开始发展和增长。得益于地理优势，广州在商贸领域开始先行一步。
这个时期，中国和欧洲人的航海技术，已经将欧洲、非洲、亚洲和新大陆连为一体。
明清两朝定义下的广州，指的是广州府（大致包括南海县、番禺县、顺德县、花县、东莞县、从化县、龙门县、新宁县、增城县、香山县、新会县、三水县、清远县、新安县等十几个县）， 广府人通过商贸航线，前往早期的海外贸易中心发展，目的地以航线成熟、多元的东南亚为主。
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当地垦荒拓疆，另一部分则从事商贸，其中一些德高望重的移民首领，甚至还成为了东南亚统治者与明朝政府沟通的中介。
这种对外贸易让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向商品化发展，这使当时的中国农村人，可以不再依附土地生存，从事海外贸易，或者经商，都成为了新的职业选择。而当时的广州在这种变化潮流中，发展尤为迅速。
新的经济模式也改变了珠江三角洲的传统家庭和土地的关系。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对中国海外华人移民史的分析中谈到，如果家中的土地太少，外出是一种开发更多资源、以维系家庭的策略，为谋生而离家的 " 侨居 "，其实在中国早就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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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谋生的基因，随着开放海禁，离家谋生的距离，开始打破海岸线和国界的约束，海岸线不再是边界，而是纽带。
但广东出现大规模移民，是清兵南下所引致。1650 年，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围困广州 11 个月。清军将领尚可喜攻下广州后，伴随狂怒，报复性地杀死了 10 余万人。
残暴之举让广州府众多幸存者留洋躲避战乱，他们操着乡音，迁往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一带，潜入雨林，有些从事手工业、还有很大一部分成为了契约劳工，在马来西亚开采锡矿。那时候国际商贸发展蓬勃，移民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投身贸易领域。
统观明清两朝，如果说在清朝以前，中国大部分人还在从事生产劳作，以广州为代表的华南地区早早地就因商贸就进入了消费时代。
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认为，在那个时期，珠三角一带的农户，四分之一的生活用品都通过商品交易获得。这种 " 解放 "，多归功于广州超前的跨国经贸。时至今日，广州的黄埔港仍旧是全国最繁忙的贸易港之一。
但海外华侨的经济行为，在清朝的雍正年间，开始被贴上政治标签。1727 年，雍正说这些贸易外洋者，多是不安分之人，如果长期滞留国外后打算返回，极有可能与 " 番夷 " 勾结。
那个时期的海外华人，有着顽强的求生能力，再加上勤奋，很多华人在当地从事茶叶、瓷器、丝绸的贸易，有些直接在当地做起了漆器、铁器、木器，甚至酿酒、造砖和制糖等行业，都有华人介入。而这也令他们开始受到海外土著的压迫，早期华人的苦难历程，也由此延续开来。
为华侨正名
2008 年，巴拿马政府为了肯定华人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在运河一端立起了一座华人抵达巴拿马 150 周年的纪念碑，以表彰华人对巴拿马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在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的 " 华侨史话 " 展厅，搭建有 " 华人抵达巴拿马 150 周年的纪念碑 " 的复刻模型，还复原了华工在 19 世纪末，开挖巴拿马运河的场景。巴拿马运河被称为人类七大工程奇迹之一，建设过程中，广州花都的华工功不可没。现巴拿马华人占全国总人口约 10%，而祖籍花都的约占华人七成。
巴拿马花都同乡会永久名誉会长罗记添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巴拿马华人和当地民众一起，捐钱捐物，为当地抗疫做了很多事情，总统还给我们颁发了有其亲笔签名的感谢信，现在也陈列在展馆里。"
开凿巴拿马运河，只是广州侨民的一个缩影。广州府子民的美洲之旅，大致起源于 19 世纪中期，最初是美国加州发现金矿，消息传到广州，珠三角反应迅速——从 1848 年到 1852 年的四年间，就有 2.5 万人涌入加州，而当时的加州人口，不过 2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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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苦力的华人因为更卖力，要钱更少，而被视为夺取白人工作机会的恐怖竞争者。随后，这个印象似乎成为了当地土著的一种共识，直到如今，人们对早期移民的定义，几乎都出自于此。这也诱发了一些不利于华人谋生的地方政策出现，这些政策带有浓重的排华歧视色彩。
直到此时，清政府才一改早期对华侨的不信任，在华侨为美国早期建设（太平洋铁路）流血卖命的时候，和西方国家签订了两个条约（1865 年《续定招工章程》、1868 年《蒲安臣条约》），条约都要求合法护侨，必须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这被看成是中国对海外华侨的首要份法律保障。
随着铁路建设的完工，数万华侨开始在美国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但他们永远无法融入异域他乡，直到清政府覆灭，华侨得以减掉一直遭受嘲笑的辫子，才在文化和精神上获得相对的独立和自由。自那以后，海外华人才开始融入当地文化。
同为广府人的梁启超和康有为，在清政府覆灭前后，已看到侨民和祖国发展的内核关联：侨民们也都认为一个强大、进步的中国，能为海外移民带来更光明的未来，而海外移民群体，也能推动侨乡、乃至整个中国的富强与发展。
这个心态在 1923 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时表现得十分突出，他成立侨务局，并且担任局长，保护和关心侨民，免去他们的回国顾虑。这些精神，成为日后侨务工作的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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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揭幕的广州华侨博物馆，就有孙中山致广府华侨的亲笔信。此外，还有 1.6 万件 / 套馆藏物品，其中不少展品是海外广府华侨捐赠，博物馆也试图以侨为桥，以馆为媒，弘扬华侨华人文化，传承华侨华人精神，生动讲述好中国故事、广州故事，努力打造成集收藏、展示、研究、教育为一体的国际交流新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