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格局：民族窗口，中美支点

来自：世界华人周刊 0 0 2021-03-10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香港，曾经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民族的窗口，如今走到了中美利益交汇与角逐的关键支点上。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作者：清和社长

来源：智本社

ID：zhibenshe0-1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1872年（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872年12月26日，清廷批准李鸿章奏折，设立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首要家股份制企业。李自掏腰包拿了5万两银子，以“李积善”的名义入股。

第二年的1月17日，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轮船招商局上海总局开业。北面与之遥遥相对的正是英法租界。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上海总局成立的第二天，轮船招商局香港分局成立。这是中国首要家境外企业。

同年，招商局轮船“伊敦”号由上海首航，开辟了中国首要条近海商业航线。首航目的地便是，香港。

从此，香港，逐渐成为民族命运的窗口，以及各种势力角逐的支点。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 位于上海外滩9号轮船招商总局大楼

百年之后，中美博弈升级，脱钩风险加剧。瑞幸造假东窗事发，美国国会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网易、京东等企业集体避险，纷纷回香港二次上市。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纷乱时局中再次凸显出其难以替代的特殊地位。

本文从历史角度，透视香港在抗日战争、改革开放及当下三个时期，对中国内地及中华民族的历史作用。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香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在1930年代之前，上海，依然是远东的“十里洋场”。

轮船招商局坐镇上海，与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三大洋行争夺长江水系的控制权，香港及海运市场并非战略重点。不过，1938年，招商局、上海、香港及中国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日本先后集结30万兵力强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中日两国进入绞肉机般的鏖战状态。此时，香港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关系国家命运的战略支点。当时，欧战还没有全面爆发，英国尚未对日及法西斯轴心国宣战。因此，英殖香港，成为中国只此可能安全的城市。

上海滩商人、文人、名流以及大量难民，纷纷涌入香港。香港，立即成为移民和流亡者的城市。

30岁的秦邦礼随着南移人潮，悄悄来到香港，化名杨廉安，成立了一家名叫“联和行”（Liow&Co）的公司。这就是华润的前身。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 华润创始人秦邦礼

秦邦礼是博古（秦邦宪）的胞弟，带着一副眼镜，操着一口吴侬软语，儒雅斯文。早在1931年，他就拿着陈云交给他的两根金条，在上海、汕头等地开办六家“中法药房”。以药房为掩护，秦邦礼将重要文件、药品、无线电器材及战略物资，从上海、香港，走广东汕头、大浦、福建永定、上杭，再徒步走山路才能到中央苏区瑞金。

抗战爆发后，陈云指派秦邦礼化名为杨廉安，拿着转让药房的结余资金，赶赴香港在最热闹的中环毕打街毕打行六楼成立了“联和行”。

在他的家乡话无锡方言中，“联和”与“廉安”发音相近。在这座拱形门廊的英式骑楼里，“联和行”如大隐隐于市。这一次国难当头，杨廉安身负重担。最开始，杨廉安的主要任务是，与廖承志、潘汉年领导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及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联手在香港和海外开展了大规模的战略物资输送及抗日募捐活动。

后来，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被英港政府查封后，这一工作的重任全部落到了联和行身上。杨廉安不辱使命，将募捐到的钱物，经秘密通道登陆广州后，辗转运抵武汉、重庆办事处，再分批转运到抗日前线，为浴血奋战的将士输送了大批西药、通讯器材、棉纺鞋袜、运输车及军需用品。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 宜昌大撤退终点——1944年重庆朝天门码头

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几十名医术精良的国外医生，也是从联和行这个隐秘通道北上的。

香港，成为中国抗战的一条重要生命线。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 滇越铁路

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大量战略物资严重依赖进口。日本想方设法地切断中国的军用物资的海外供给，在淞沪会战前便派出精锐武装封锁了中国沿海口岸。

1937年12月，中国万里海疆除了澳门、香港及广州湾，全部被日军封锁。中国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只有三条：

一是经由新疆地区通往苏联的西北公路。但当时苏联正在筹谋西线战事，无暇东顾。
二是法属印度支那通道。但法属印度支那先对中国实行武器弹药、飞机及航空材料禁运，后因日本施压，关闭了该通道。
剩下的只此一条通道，那就是香港。

香港，背靠中国大陆，面朝南海，为珠江内河与南海交通的咽喉，是南中国的门户，是连接东南亚的重要据点及寰球的航海要冲。

在远东大都市、中国较大海港上海沦陷后，香港立即成为中国抗战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转运通道。

1937年9月，香港进出口货物激增，因长江口被敌人封锁，大量原运沪货物改道香港。这一年，经香港入口的货物，中国内地占到了34.2%[1]。

抗战初期，“约75%的外援物质都是从香港经广九铁路运送到广东和全国各地。[2]”广九铁路隶属于西南运输公司，是中国抗战的运输大动脉。该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处，仅1938年2-10月，由铁路输入的物资就达13万余吨，其中军需用品占四分之一，其余为五金、油类、机件等战略物资。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 1938年的香港街头

香港，俨然成为中国对日经济战的最前沿阵地，是破解日本经济封锁的关键支点。“香港港湾仓库里的军需物资堆积如山[2]”，日本不断就香港转运抗战物资一事对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关闭香港通道。

英国方面则认为：“保持该线路（指香港通道）开放对中国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能否坚持抗战下去，香港作为转运中心的作用是一个关键因素。

英国政府基于远东利益考虑，坚持香港的开放地位，保持运输通道作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本进一步施压英国，后者迫于压力于1939年7月宣布禁止从香港运出军火、卡车、石油等物质。

当时，日军已经封锁香港，经常轰炸珠江及深圳一带，封锁所有河流和铁路，以切断香港这条通往中国大陆的物资供应线。香港通道遭受打击，不得不转入地下，变成一条隐蔽而迂回的抗战生命线：

一部分是通过走私，将石油由帆船从香港运往惠州、淡水、大亚湾及粤战时省会曲江，再输送到内地，仅1941年就达到150万加仑以上。一部分则是先用轮船从香港运到越南北部港口海防或缅甸的仰光，再通过滇越公路或滇缅公路运到中国。

“截止到1940年5月为止的10个月里，除了通过走私将汽油和煤油运到国内外，相当数量的卡车和飞机是从香港运到海防再转运到中国的未沦陷区，但仍有382辆卡车和60架飞机是从香港直接运送到中国的未沦陷区。[3]”

除了物资外援，金融也极为关键。

上海沦陷后，中国较大的金融市场沦为“孤岛”。中国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快速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央行在海外印制的钞券“均以运抵香港为终点，而本行之加印签章事务，亦由中华书局在港设厂办理。[4]”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占领上海的日军

中央银行在香港设立了通讯处，主要负责外汇管理、侨汇、口岸汇款、印制法币等业务。在1941年下半年之前，内地汇往上海的款项，必须先绕道香港，由香港中行出面联系上海的收款人，转由在香港的其他机构或商号，代为取款或转汇上海。

考虑到钞票安全及质量，国民政府委托国外公司印制，香港成为战时四大行法币印制的重要基地。

“嘱各行在香港方面与各印制钞公司洽印钞券，计中央银行向中华书局接洽订印，中国、交通两行向商务、大东两家订印，中国农民银行向大业公司订印。[5]”

1939年2月至1941年6月，中美签订了4次易货借款，中英签订了2次信用借款，基本上都是通过香港输入。中央银行口岸汇款七八成都是购买战时用品，借款最多之处也是香港。仅1940年达3600余万法币，上海次之，为1530余万元[4]。

1941年抗战形势危急，国内物资极为匮乏，通货膨胀高企。四大行开放沪港商业汇款，仅下半年重庆14家商业银行，由沪港汇入6079万余元，其中香港为2228万元。同期后方各地方四大行承汇港沪款项共计5297.5万元，其中香港为3351万余元，超过一半[5]。

为了增加外汇收入，维持外汇稳定及提升进口能力，国民政府财政部成立贸易委员会，管理下辖富华贸易、复兴商业、中国茶叶，与隶属于实业部的中植公司，着力出口茶叶、桐油、猪鬃、生丝、羊毛、肠衣等。

此时隶属于财政部的轮船招商局，一部分由总经理蔡增基率员撤迁至香港；另一部分则直接投入抗战，在长江要塞沉船24艘，共34520吨位，占招商局江海传播总吨位的40%。

沉船抗日，山河悲壮。

中植公司以驻港机构为据点，开展桐油贸易，短短数年间，营业额达1.24亿元，其中外销占70%，直到香港沦陷业务才被迫中止。

贸易委员会决定“将东南各省所产之茶，全部运抵香港交苏”，驻港富华贸易公司向苏联输送大量的茶叶、桐油、猪鬃，换回了重要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

中国向美方借款2500万美元，以7万吨桐油偿还，贸易及收付款皆由复兴公司香港分公司办理。

原定5年期，复兴公司三年便还清全部贷款，“博得美国朝野的同情与赞赏，树立了我国债信，将来于对外借款上关系甚大。[6]”

另外，西南公司仅1939年从香港输向欧洲的钨砂、锡、锌、纯锑、生锑等矿产达12640吨，赚取不少外汇。

1939年度中国外汇结进港币只有92.4万余元，到1941年11月底接近1639万港币，增幅之大、数额之高，远远超过英镑、美元、越币的额度[4]。

当时的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命脉，是经济抗战的最前线。

日本攻占上海后，日伪银行在沦陷区发行了“满洲国券”、“联银券”、“华兴券”等纸币，严重扰乱了上海外汇市场，大量法币外逃，国民政府在1938年前后半年内就损失了1000万英镑，接近外汇储备的五分之一[7]。

外汇市场损失惨重，直接威胁到公共信用，法币快速贬值，货币及金融体系危在旦夕。这是一场极为艰巨又不容有失的货币战争。这时，中英美经济会议多次在香港举行，三国为维持法币而在香港成立了汇兑平准基金委员会。

1940年，德国闪袭比利时、荷兰，欧战扩大化，国际资金疯狂涌入上海，来自东南亚的20亿法币外汇返回中国，成功狙击了日伪货币。

这时，香港设立的汇兑平衡资金委员会趁机收复失地，中英美三方分别出资2000万美元、5000万美元和500万英镑，打击外汇投机和黑市交易，日伪“华兴银行”倒闭，日伪货币疯狂出逃。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胜利。“香港真正是经济抗战的中心。[8]”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不过，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在同时间，日本大举围攻香港，不久香港沦陷。

香港沦陷后，中国只此个对外窗口、贸易基地及金融中心被捣毁，中国在港资产损失惨重。日本开始南北夹击，全面封锁中国，抗战开始进入最为艰难时期。

山河破碎之际，香港与祖国同在，两地人共赴国难，可歌可泣。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窗口，冲破封锁的地下道

日本投降后，中华大地风云再起。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联和行再次扮演着香港贸易通道的关键角色。战役打到哪里，联和行的物资就供给到哪里；前线需要什么，联和行就供给什么。

只是此时，联和行有一个今日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华润。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 钱之光(1900年—1994年)

1948年，联和行，与一并在香港创建的“党产”，以及广大华行、五丰行等，共同组成“华润公司”。“华”代表中国，“润”取自“润之”，蕴含“中华大地，雨露滋润”的美好寓意[9]。

这一年，辽沈战役打响，华润的主要任务是打通香港与东北的贸易通道。这年秋天，华润购买了自己的首要条轮船，命名为 “东方号”。

主持东北财政工作的陈云与杨廉安密切配合，“东方号”以及租用的苏联货轮，满载着货物，不断航行在香港—大连、香港—天津之间；为前线运送军需物资，也为后方城市运输民用原料及商品，以支持恢复生产、平抑物价。

此时，东北局实行战时统购统销政策，统管进口，需要什么由华润从香港进口；出口则由市场决定，华润负责将东北的大豆、皮毛等特产，经由朝鲜运往香港出口；换取的外汇再用于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军备及军用物资。

华润，也就成为新中国对外贸易规则的创始者。如此模式，在战时被大规模复制，战后成为计划经济的雏形。曾经有位华润领导说过：“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百万支前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小车里装的许多军需物资则是华润提供的。”

1948年9月，周恩来致电钱之光（华润首任董事长），让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 1947年，钱之光（中）和奉命发展海外贸易的部分同志合影

几经周旋，华润分四批将柳亚子、章伯钧、沈钧儒、谭平山、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等350多位盛名民主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从香港秘密运送到东北解放区。他们随后进入北平，参加首届政协会议[9]。

后来，朝鲜硝烟弥漫，西方国家对中国全面经济封锁及禁运。中国，再次遭遇封锁，只是对手从日本变成了西方阵营。在这个关乎国运的历史节点上，当时的领导对香港作出了一个关键决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早在1949年10月14日，第4野战军15兵团集结在宝安县，正等待命令向对面的香港挺进。但解放军最终还是没有迈过深圳河，为何留下香港这个“尾巴”，很多人表示不解。

一年之后，香港的作用，就立即凸显出来。香港的特殊身份，可以作为中国与寰球沟通的桥梁，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缓冲带；在特殊时期，“尾巴”还能成为中国对外的隐秘通道。

于是，香港，再次成为突破经济封锁的前线窗口。

但是，当时的形势极为严峻。国家领导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华润，不得不再次成为外贸领域“冲封锁，反禁运”的先锋。

作为内地在海外较大的现汇来源窗口，华润不仅要在西方封锁的夹缝中把战略物资引进来，还要将中国内地的原料、商品卖出去，以换取更多外汇。

1951年，华润公司成立了运输公司兴隆行，在香港组织人员，将物资运往澳门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转运至珠海拱北进入内地。当时运输的物资主要是钢板、汽车轮胎、橡胶、盘尼西林、烧碱、铁皮等军用物资，以支援朝鲜战争及内地经济。

当时，华润代理了150类、上千种出口物资，但是港澳商人、西方商人不方便直接进入内地实地考察。华润只能将样品摆在香港办公室，以方便客户看货。华润出口部时任经理吕虞堂回忆：“我们在办公楼里做了七个陈列柜，将国内七个出口总公司的展品放在这里，买家来了先看货、后签合同。[9]”如此，前来看货的商人逐渐多了起来。

受展柜的启发，华润公司时任总经理张平同意出口部，在香港开辟一个展室并试办一次大型展览。1956年元旦，华润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开幕，吸引了不少香港商人、市民和海外游客。此次展览带来了大量订单，甚至超出了当时国内的生产供应能力。

香港展销会的成功，引起了外贸部的极大关注。

这年春季，时任副总理李先念批准在广州筹办一场规模更大的出口商品展会，华润公司则负责邀请港澳和海外商人。同年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开幕。这就是广交会的序曲。

1962年3月20日，751次快车从武汉江岸出发，行程1254公里历时53小时，满载着运往香港的出口商品，开进深圳。在751次快车开行100列时，在上海、郑州加开两列快车（753、755次）。

这“三趟快车”，开了20年，没有间断，成为中国在特殊年代物资进口、出口创汇的生命线。而这 “三趟快车”的终点站都是香港，都是华润五丰行。

华润的进出口贸易额，从1950年的5000万美元一路激增至1978年的30.5亿美元，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一度占30%的份额。当时主要进口国内紧缺的五金、机械仪器、化工等工业制成品、半成品及原料；出口矿产、食品、杂品、丝绸、茶叶、粮油、畜产、土特产等农产品。

陈云评价：“华润就是第二外贸部。”

香港，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资金往来、信息互通、技术引进的关键窗口。中苏关系恶化后，香港几乎成了中国与寰球保持联系的只此通道。其实，幸好有香港，这把“漏勺”在西方经济封锁的铁幕底下挖开了一个漏洞，为中国照进了一米阳光，帮助了这个新成立不久的国家。

香港，它的特殊身份及地位，每次中国最艰难时候，都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一个关键“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