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澳大利亚最为关注和担心的国家大事就是澳大利亚的亚洲化问题。当时的澳大利亚，从上到下，人人感觉岌岌可危，社会上充满了忧虑和担心。社会上较流行的话语包括“觉醒的东方”、“崛起的东方”、“黄祸”、“不增加人口就等于自取灭亡”等。那时，很多澳大利亚人感到他们的前途受到了威胁。澳大利亚的未来总归属于欧洲人?亚洲人?还是属于土著人?这就是当时澳大利亚人心中的国家大事。
《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讲述了这一时期澳大利亚面对亚洲的复杂心态。
该书作者指出，1850年-1939年这九十年间，在担心亚洲、害怕亚洲的同时，也有一些澳大利亚的名人志士，包括澳大利亚联邦的奠基人等，都看到了澳大利亚与亚洲潜在的密不可分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关系。这些人有信心、有远见，看问题比较客观，少有偏见。他们]认为，文明进步和经济繁荣的亚洲将会对澳大利亚的未来产生积极的影响。他们提出要了解亚洲，承认澳大利亚存在于亚太地区这一事实。
1. 澳大利亚首先认识印度
雅利安文明起源于印度这一发现，以及大英帝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所经历的挫折和获得的成就，都有力地支持着这样一种观点：印度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澳大利亚跟印度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亚洲国家。首先，两个国家都曾经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都是英联邦国家，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语言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第二，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很早就存在着贸易关系。印度曾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的食物、服装和畜产品的源泉。第三，有一些重要人物的影响。譬如，卡洛琳·契森姆（Caroline Chisholm，1808年-1877年)这位曾经帮助了一万多妇女和儿童，被后人尊为“圣人”的女性，她在印度居住了六年之后定居澳大利亚，受到了广泛的尊重。她对印度的好感也影响了一大批人。早年的澳大利亚总理迪肯也把印度看做是在文化、宗教和经济方面影响澳大利亚未来的国家。
1857年至1858年间，印度爆发民族起义，这一系列当时被称作印度反英暴动的起义极大地动摇了大英帝国在当地的统治。在残酷镇压暴动之后，英国统治者决定向年青一代灌输殖民思想。对当时的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坎普尔、勒克瑙和其他一些起义发生地的名字，俨然成了大英帝国英勇事迹的同义词；而彰显英国人英勇善战的故事，也毫不避讳和“印度当地人”、“背信弃义”的警示形成鲜明对比。
2. 澳大利亚眼中的中国和日本
在澳大利亚人的眼中，中国不仅和印度完全不一样，而且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有天壤之别。
19世纪50年代，大量中国劳工来到澳大利亚，正如他们去美国加州所做的一样，他们希望通过淘金发家致富。这些人的涌入使人们日益意识到一个流动迁徙的亚洲，也更强烈地意识到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地区伟大邻居们的距离：天朝，古老的中国，还有崛起中的新民主国家，美利坚合众国。
在那时，暴动的“印度当地人”被描述成一个喜欢反抗的种族，而华人在那时却被刻画成一场微妙入侵的先行者。华人被看做一个足智多谋、适应力极强的民族，具备卓越的生存技能。
以政治家皮尔逊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把兴趣从印度转向中国。从古老的东方寰球转向地缘政治的种族和种族迁徙问题。皮尔逊认为中国将会成为寰球的主导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尤为引人关注。
日本被看做是东方的英国，社会井然有序，国家有良好的治理，讲礼貌，讲文明，似乎一切都可以与英国相媲美。而日本女性也比中国女性有文化，有规矩，有修养。当日本海军小舰队抵达悉尼进行训练时，受到的欢迎和赞誉让美国海军官兵产生不满和嫉妒。澳大利亚对日本的好感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海空军1941年突袭珍珠港之前)。
1853至1854年，美国为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派遣海军准将佩里前往日本。在枪炮武力威胁之下，日本向西方打开了通商大门。随着西方人（澳大利亚人也置身其中）涌向日本，日本的印刷品和手工艺品也流向欧洲，欧洲人对于日本审美文化也随之产生了一种迷恋。人们发明了一个新词“日本风尚”用来形容日本对欧洲艺术的影响。相对中国社会看起来如同一个拦河坝，压抑着汹涌的人类能量而言，日本社会则显得更注重礼仪，她看起来更像英国：历史悠久，景色精致，国民谨慎地维护着社会等级秩序。与中国的强弱内涵不同，日本的强大则像是更神秘地蕴含在日本民族本身以及复杂而仪式化的文化之中。在未被澳大利亚人认作威胁之前，日本被看做是个文雅的迷人国度。
当欣斯顿等人把目光投向中国和日本时，他们并没有看到一个被击败的混乱的亚洲，而是看到了一个广袤的、民族统一且有着高雅品位的强大联合体，尤其从日本的例子来看是这样。中日两个国家的文明都显示出了它们的强大和令人瞩目的持久性。然而，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之间，欣斯顿更推崇日本，他认为日本是典范社会，值得给予高度评价。他热衷于日本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活力和创造力。
就工业化的日本对澳大利亚在战略和经济上的重大意义而言，他们认为日本已经成为优雅和秩序的代表，展示着一种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明特征。
3. 对日本和亚洲的警惕
大约从19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激进舆论认为，英帝国激起了亚洲蠢蠢欲动的能量。由此看来，这个爱管闲事的帝国唤醒了沉睡的东方，并在此过程中激起了绝望且人口过剩的民族对领土的危险欲望和野心。有一种观点认为，英国对东方的野蛮行径推动了新一轮最古老也是最血腥的冲突的发生，即东西方之间的战争。这个贪婪的帝国将对亚洲利润的考虑放在澳大利亚的安全之前。这种分析认为，英国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澳大利亚陷入险境，使之在与东方敌人的交战中被战火耗尽。
有关澳大利亚毗邻人口稠密的亚洲的消息不断出现，这使得澳大利亚更易受到“种族恐慌”的袭击。“种族恐慌”产生于那些假设的影响即未来的亚洲、神秘的欧洲支持者以及中间人可能对澳大利亚产生的影响。但是这些想法，如澳大利亚易受侵略、渗透或者领土要易手给某个亚洲国家，却也是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常用策略。有人建议，澳大利亚人或许需要以一个民族的身份提升自身表现，同时对亚洲，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亚洲人保持警惕。有人警示说，他们的目光不应仅限于国内市场这个小寰球，而要放眼全球大舞台上发生的变化和可能产生的种族冲突。人们一直都在呼吁国家关注大陆定居这一重大问题，澳大利亚广袤的乡村景象和北部空旷的土地为澳大利亚人提供了较之市郊更为巨大、更加适合思考与解决问题的空间。自1900年联邦成立开始，作为一个国家，澳大利亚的问题就与某种观点联系在了一起，那就是，亚洲可能会索要它门口的这片诱人、辽阔并且“空旷”的土地。看来一个强大有力的国家才可能使亚洲安于一隅，而一个软弱的国家定会让虎视眈眈的敌人嚣张起来。
1893年，查尔斯·皮尔逊的《关于国民生活及其特征的预言》问世。皮尔逊的著作赢得了批评界的一致喝彩。或许没有任何其他澳大利亚人的作品能够比皮尔逊的著作带给英美两国知识分子更大的影响了。皮尔逊作为澳大利亚居民以及作为政治家和教育学家的经验，为他做出的令人瞩目的预言提供了坚实依据。他的著作从一位生活在澳大利亚、学识渊博的英国人的角度，回答了“欧洲的未来是怎么样的？”这一问题。皮尔逊预言，亚洲崛起会对欧洲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他还估计，欧洲会逐步亚洲化。
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军事实力和扩张野心令澳洲人忧心忡忡。他们用“黄祸”这一具有污蔑性的字眼来形容来自东方的威胁。担心“文化歼灭”，担心被成群的移民所淹没，这是他们恐惧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担心被亚洲潜移默化地渗透，如果英国在衰退，又有什么能阻止日本帝国使澳大利亚殖民化呢?
1906年，日本海军在训练舰队访澳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这使《新闻简报》感到震惊。19世纪后期的欧洲文化精英们认为日本人是有教养的、进步的，但是《新闻简报》提醒读者们不要如此看待日本人，而应将其当作“可怕的、低劣的民族”来看待，很好与之保持距离。《新闻简报》使反日的情势更加严峻，它认为日本风尚遍布于盎格鲁一澳大利亚的精英和帝国主义的支持者们之间。
澳大利亚或许应该警惕亚洲。相信亚洲具有侵略性，而且一心采取征服行动的观点，强烈地动摇了西方人把东方看做一个金色的、唯美化寰球的幻想。尽管这种幻想完全消失，至少它还出现在招揽人们到东方旅游的广告中，这种东方主义的观点还是逐渐淡出了大众生活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寰球的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各种族之间为获取机会而竞相争夺。这不是原先那个有着伟大宗教的亚洲，而是一个一心提高自身地位的亚洲，一个嫉恨欧洲主导地位的亚洲。
4. 澳大利亚：了解亚洲成为一种必需
从19世纪中叶起，商人、旅行家、学者、传教士和艺术家便开始越来越多地对东方的特点及命运做出评论。其中很多都系出印度和中东丰富多彩的叙事，而这些叙事多数源自圣经。这就是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的背景，中东的圣地，即19世纪欧洲帝国为控制其思想、领土和资源而发动战争的地方。在萨义德看来，“东方主义”是欧洲人为自己介入东方提供的理由或者说是通行证，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东方“贫穷”、“落后”。书中的东方就是这个样子：炎热、原始、基本上死气沉沉，是一片可供欧洲文明传播的土地。这片土地注定要被他人拓荒，而非自身发展。
无论好坏与否，澳大利亚的未来看似直接与亚洲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对于有思想的澳大利亚人来说，了解亚洲已成为一种必需。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是在东方实力崛起引起日益关注的背景下确立的，这也反过来影响了澳大利亚人如何看待自身作为欧洲前哨来面对亚洲的角色问题。通常在这种时期，作为一个国家而言，澳大利亚或许可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如果东方在觉醒，西方就得倍加警惕。对很多人来说，东方似乎不能再被轻易控制，它也不能再被遏制。
甚至当亚洲被视为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威胁时，也有一种情况表明，在即将到来的与亚洲的交锋中，澳大利亚很大程度上未经试用的外交和说服力将受到检验和挑战。有时候，这对于一国确立国家地位而言是必要的催化剂。毗邻亚洲这一事实或许可以提高澳大利亚的能力，促使她建立一个人口更多、更具竞争力和想象力的国家。有人提出，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兴起是对澳大利亚适应能力的检验，格里菲斯·泰勒就是这些人中盛名的代表。泰勒这样描写成功的国家：它们放眼寰球，能够从与不同民族的融合中汲取力量，而实行文化封闭的国家则面临着停滞不前的危险。历来代表着澳大利亚最强力量的种族纯洁原则，是否会在不远的将来演变成破坏太平洋国家的一项不利因素?对此泰勒提出了质疑。
直至19世纪80年代，人们仍习惯于把亚洲描述成一个人口众多、“充满”可怕能量的寰球。亚洲是一股将要席卷全寰球人口稀少地区的力量。在这些有力的典型形象之外，是一个依靠“邪恶的东方智慧”悉心谋划牟取利益的主题。亚洲的这些特点有时却又和那些贬低亚洲是病态、道德败坏、迷信、治理不善或是幼稚的民族的观点相矛盾。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澳大利亚人就不时地被提醒，在他们门阶上的亚洲是一位隐藏着的聪明能干、毫无顾忌、足智多谋的对手；而头脑聪明却又可怕的“傅满洲博士”则是非常适合这种描述的形象之一。
随着对亚洲贸易兴趣的增长，一些商业人士开始认识到，澳大利亚要更进一步了解亚洲文化。人们提出要在澳大利亚的大学中教授亚洲语言。一些坚定的大英帝国臣民，老派的英国绅士们，对“东方”作为寰球文明源泉的观点大加赞赏。
关于亚洲的设想和故事很多。亚洲是个易变的存在体，这本身就既是魅力又是焦虑的源泉。亚洲下一步将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它易变的形象、晦涩的语言、纷乱复杂的历史、不确定的信息来源，还有深信任何源自亚洲的故事的观念，都使得人们几乎无法认识理解亚洲。亚洲看起来和“傅满洲博士”一样不可被认知。
从19世纪末期起，就有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亚洲的发展会对澳大利亚产生更大的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尽管人们抱怨澳大利亚对外部寰球知之甚少，澳大利却已对亚太话题评头论足，而且话题也不局限于与该地区形成更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纽带所带来的益处。
5. 结语
读完《澳大利亚与亚洲》，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19世纪未、20世纪初澳大利业与亚洲关系史的了解。
澳大利亚对亚洲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甚至可以说，今天的澳大利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认识还没有彻底完成。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和军事等诸多方面跟亚洲国家有着日益紧密的联系，但他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则时常摇摆不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个中原因或许从《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中能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