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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法律之父
一生过不去的坎就是劝学生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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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2岁高龄的中国现代法律之父，中国政法大学首任校长钱端升，不顾众人的好意劝说，硬是颤颤巍巍地拖着带病的身体，外出参加了一个追悼会。
要追悼的，正是他的学生。这是一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心仪式。
看着学生的遗照，钱端升心中百感交集。悔恨？歉意？伤心？谁也不知道这位老者此时的心情。几十年时光眨眼过去，却恍如隔世。
共和国成立前夕，身在美国讲学的钱端升，受到了胡适等人的劝阻，希望他留在美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抱着拳拳赤子之心的他，并不贪图美国的优越生活，他知道，万里之外的祖国，百废待兴，尤其在法律制度的建设上，急需要像他这样的专业人士。他做出了当时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的选择——回国。
在那时他的心中，祖国是一个充满着希望、光明、梦想的地方，百年来中国砥砺前行，推翻了2000多年的帝制，打跑了残暴的日寇，赶走了腐朽的国民党政权，迎来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样的国家，怎不让人心向往之？
启程之前，他觉得这样伟大的事业，不能一个人独往。他找到当时正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的学生田保生，劝说他一起回国。当昔日恩师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讲完之后，田保生当即答应。
回国后，钱端升看到的新中国，让他激动不已，在文章中他写道：
1949年10月1日，我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看到象征着中国真正独立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威严的声音，不禁热血沸腾。我意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和自立于寰球民族之林，我将会不知疲倦地从事祖国需要我做的工作。
钱端升的工作，很重要的部分是负责首要部宪法的起草，另外就是培养更多政法人才。一起回国的学生田保生负责国际法的编译，“他埋首苦干，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伯斯合著的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著译成中文，都有他一份辛劳。”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年轻的田保生却没能扛住后来的运动，和妻子一起自杀了。
古稀之年的钱端升见过了太多大风大浪，扛了下来，但这一生都无法释怀、过不去的坎，就是看着自己劝回国的学生，横遭不幸。他们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可那个年代偏偏是无法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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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上清华，24岁哈佛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首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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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多人对钱端升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他在中国现代法律建设上的地位，堪称奠基者。
1900年，钱端升生于上海。那一年，正是决定清王朝彻底垮台的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皇族们扔下满城百姓仓皇逃命，中国的心脏，被八面旗子插入，帝国疼痛不已。
钱端升的成长，正是中国近代史最不堪、屈辱、磨难、奋起的一段。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抱着一颗救国救民的心。有提倡教育救国的，如蔡元培；有提倡实业救国的，如张謇；有提倡改良救国的，如康、梁；有提倡革命救国的，如孙中山……而钱端升选择的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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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7岁就考入清华大学，19岁被选为公派留学生赴美，24岁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在国际法、政治学上造诣颇深。1924年，年轻有为的他回到了当时的“中华民国”，在清华大学讲授政治学、宪法学，开始培养大批中国自己的法律人才。同时，他还以笔锋为武器，写了大量文章针砭时弊。比如在《现代评论》杂志连续发表文章，强烈要求废除“领事裁判”，归还租界，并主张吸取西方经验，建立完善的中国行政系统。
因为笔锋犀利，他最终也被迫辞去北京的职务，南下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他参与了西南联大法学院的创建，积极参与了抗战统一战线的活动。抗战胜利后，他应邀前往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一直到48年回国。
因为在法律专业上的权威和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钱端升可谓一代名士风采。盛名诗人柳亚子就曾写诗称赞：“钱郎才气颇纵横，抵掌能谈政与兵。”他也成为当时蒋介石最忌惮的参政员，每次他在参政会上起立质询蒋介石，蒋都非常紧张。为了讨好钱端升，蒋介石多次以高官相许，但钱都不以为动。
1945年，内战的阴云笼罩着刚刚胜利的中国。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钱端升正在组织一个“抵制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时事评论晚会。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团团包围了6000多师生，鸣枪示警。但师生毫无畏惧，钱端升还在台上发表了“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的演说，赢得一片欢呼和掌声。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除了有一颗爱国的心，还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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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成为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当他在“一二.一”惨案后，组织法律委员会准备起诉国民党的时候，他收到了特务寄来的一颗子弹。但这些，都不能改变钱端升“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
正因如此，钱端升有着极强的个人魅力，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和追随者，这样是为什么后来他只要出面劝说，学生就会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跟随他回国。
1952年，钱端升担任了中国政法大学首任校长，随后，参与了新中国首要部宪法的起草。为新中国的建设，鞠躬尽瘁。
但在后来的运动中，我们看到的钱端升，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锐气。他没有像梁漱溟那样，被押到台上让他检讨，结果他一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把台下的人直接给呛回去。那些年，钱端升选择忍耐。在他后来的回忆文章里，他说：“在那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能求是，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我之所以能饥即食、病即医，坚定地生存下去，是与……开导分不开的。”
“饥即食、病即医”，饿了就吃，有病就去看医生。凭借着这种“活下去”的意念，他撑了过来，而被他劝回来的学生田保生，选择了“玉碎”。
3
100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
100个鲁迅比不上一部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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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活下去相比，死是容易的。
就像“赵氏孤儿”中公孙杵臼和程婴，一个选择去死，是容易，一个选择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是艰难的。
“忍辱负重”的钱端升，用生命的收关十几年，继续为中国的法律事业和培养法律人才而贡献力量，我们真的太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了，在建设完善法制的路上，我们还任重道远。
为了让大家多读书，提升自己的思想，盛名画家吴冠中曾经语出惊人：“100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画家是引导人们到达美学的领地，而鲁迅，是把丑陋和伤口揭示给众人。在鲁迅的时代，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是欣赏美重要？还是看清自己的劣根性重要？我觉得当然是后者。“乱世用重典”，乱世也更需要“金刚怒目”的批判声音。
可在和平年代呢？鲁迅的批判固然也重要，但是，像钱端升这样的法律专家更为重要。因为鲁迅不是随随便便哪个年代都能出的，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年代，掌握一定资源，就可以在网上鼓动起大批的民众。而钱端升这样的法学家，尽管不能直接决定法律的制定，但他们的专业建议和权威，会帮助我们的法律越来越完善和合理。
从这一点上来说，100个鲁迅比不上一部法典。如果我要的东西都在法典里被一条一条规定了，并且被严格执行，“黑屋子”变成了“广厦万间”，哪里还需要“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来帮我呐喊和争取呢？
愿中国有更多像钱端升这样“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法学家，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