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公在2014年7月18号到8月18号送儿子去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上学，在悉尼这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就做了一件大事——给儿子买了个房子。我们刚到悉尼时，我们俩住在酒店，儿子去住之前在新加坡时就联系好了的学校宿舍——一间在五楼的大概九平米的宿舍，只能放下一个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再加一个洗手间，厨房则要去一楼的公共大厨房。公共大厨房的冰箱里给每个人分配一个小格放食物，另外在大厨房里还给每个人分配了橱柜里的一个小格放做饭用具，洗衣则要去用公共投币洗衣机，就这居住条件，每月加网费要近1700 澳元，当然是觉得太不值了。在我们酒店所在的Zetland地区,看到附近有不少快盖好或刚盖好的新房子，这里离儿子的学校也不远，我就想着要是在这一片买个房，儿子上学多方便啊，而且天天住在自己家里，那该是多么舒服惬意。要说明一点，我们送儿子去时我们在澳洲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完全两眼一抹黑，一切都靠自己。安顿好儿子后，我在酒店里就开始上网查一些房地产的信息，找房也是找要离儿子学校近的，而且一定要现房，那个宿舍真是少住一日之内是一日之内。在网上众多的中介中，我看到了一个欢迎加微信的中介，因为其他中介都是留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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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了快两年。终于出国了，举目无亲。租间房间住下来。找了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工人。终于有了基本稳定的收入，叫妻子孩子来加拿大，再新租大些的地方搬去住。最早两年，以前做白领的影子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而加拿大的白领专业工作又没有这么好找，不是不承认工作经历，就是遇到说听不懂我的英语。听说早几年来就好了，那时候很需要IT人才，再新的移民也不会嫌弃听不懂他的英语。我时常懊丧的捶桌子，觉得这样做蓝领什么时候是个头。但是我也知道我不想再回到国内那种环境中去。因为我在国内所担忧的，已经在准备出国的时候就想清楚了。这期间，加拿大一位华人请我业余为他做一个小项目，和另一位华人博士合作。那位博士也是中国大陆来的，在加拿大读了很多年书，后来找了一家IT公司工作，前一阵刚刚被裁掉。我想，我现在这份工作虽然是蓝领，但不大容易被裁，我全家的稳定生活需要它。当然了，我这样想可能也是带有自我安慰成分，因为我本来就还没找到白领工作呢。就这样，我不断的衡量着现实，认清了我这份蓝领工作的意义。我妈则给我打电话来，问起我妻子是否工作。我和妻子决定，我工作，她在家带孩子。如果她去工作，孩子就得去托儿所。算来算去，除了要多交税以外，

我们一家在国内时曾经在两个城市生活过——一个是北京，一个是西安，悲催的是这两个地方都已沦陷为雾霾的重灾区，每次一看天气预告京津冀要来雾霾了，总要捎上个跟京津冀八竿子打不着的西安。我在一九八八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科院工作，那时的北京在我眼里好美，蓝天特别多。特别是冬天办公室宿舍里都有暖气，不再挨冻受罪，因为在来北京之前我二十二岁的人生里还没住过有暖气的屋子。最喜欢北京的秋天，天嘎嘣儿蓝，映衬着红色的黄色的树叶，确实的秋高气爽。那时的中关村大街也叫电子一条街，从首体向北直到中关园这一条笔直的大马路上两边全是漂亮的随风摇曳的大白杨树，马路中间还有一溜儿大白杨树隔离带。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北漂一词，能到北京工作的确实都是幸运儿，国家分配，到了单位就转北京户口，能到北京工作的也都是全国各地高校毕业的国家急需的各类人才。不像现在，随便什么人，拉个行李箱买张火车票就敢来北漂。印象中北京最早的北漂应该算是那些进城盖楼的农民工吧，那时坐地铁时经常会看到一帮一帮的农民工扛着被卧卷儿坐地铁，他们一上车被卧卷儿就摊一地。还有那些卖菜的，炸油条的，扫大街的，

我们一家在国内时曾经在两个城市生活过——一个是北京，一个是西安，悲催的是这两个地方都已沦陷为雾霾的重灾区，每次一看天气预告京津冀要来雾霾了，总要捎上个跟京津冀八竿子打不着的西安。我在一九八八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科院工作，那时的北京在我眼里好美，蓝天特别多。特别是冬天办公室宿舍里都有暖气，不再挨冻受罪，因为在来北京之前我二十二岁的人生里还没住过有暖气的屋子。最喜欢北京的秋天，天嘎嘣儿蓝，映衬着红色的黄色的树叶，确实的秋高气爽。那时的中关村大街也叫电子一条街，从首体向北直到中关园这一条笔直的大马路上两边全是漂亮的随风摇曳的大白杨树，马路中间还有一溜儿大白杨树隔离带。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北漂一词，能到北京工作的确实都是幸运儿，国家分配，到了单位就转北京户口，能到北京工作的也都是全国各地高校毕业的国家急需的各类人才。不像现在，随便什么人，拉个行李箱买张火车票就敢来北漂。印象中北京最早的北漂应该算是那些进城盖楼的农民工吧，那时坐地铁时经常会看到一帮一帮的农民工扛着被卧卷儿坐地铁，他们一上车被卧卷儿就摊一地。还有那些卖菜的，炸油条的，扫大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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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在国内时曾经在两个城市生活过——一个是北京，一个是西安，悲催的是这两个地方都已沦陷为雾霾的重灾区，每次一看天气预告京津冀要来雾霾了，总要捎上个跟京津冀八竿子打不着的西安。我在一九八八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科院工作，那时的北京在我眼里好美，蓝天特别多。特别是冬天办公室宿舍里都有暖气，不再挨冻受罪，因为在来北京之前我二十二岁的人生里还没住过有暖气的屋子。最喜欢北京的秋天，天嘎嘣儿蓝，映衬着红色的黄色的树叶，确实的秋高气爽。那时的中关村大街也叫电子一条街，从首体向北直到中关园这一条笔直的大马路上两边全是漂亮的随风摇曳的大白杨树，马路中间还有一溜儿大白杨树隔离带。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北漂一词，能到北京工作的确实都是幸运儿，国家分配，到了单位就转北京户口，能到北京工作的也都是全国各地高校毕业的国家急需的各类人才。不像现在，随便什么人，拉个行李箱买张火车票就敢来北漂。印象中北京最早的北漂应该算是那些进城盖楼的农民工吧，那时坐地铁时经常会看到一帮一帮的农民工扛着被卧卷儿坐地铁，他们一上车被卧卷儿就摊一地。还有那些卖菜的，炸油条的，扫大街的，

我们一家在国内时曾经在两个城市生活过——一个是北京，一个是西安，悲催的是这两个地方都已沦陷为雾霾的重灾区，每次一看天气预告京津冀要来雾霾了，总要捎上个跟京津冀八竿子打不着的西安。我在一九八八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科院工作，那时的北京在我眼里好美，蓝天特别多。特别是冬天办公室宿舍里都有暖气，不再挨冻受罪，因为在来北京之前我二十二岁的人生里还没住过有暖气的屋子。最喜欢北京的秋天，天嘎嘣儿蓝，映衬着红色的黄色的树叶，确实的秋高气爽。那时的中关村大街也叫电子一条街，从首体向北直到中关园这一条笔直的大马路上两边全是漂亮的随风摇曳的大白杨树，马路中间还有一溜儿大白杨树隔离带。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北漂一词，能到北京工作的确实都是幸运儿，国家分配，到了单位就转北京户口，能到北京工作的也都是全国各地高校毕业的国家急需的各类人才。不像现在，随便什么人，拉个行李箱买张火车票就敢来北漂。印象中北京最早的北漂应该算是那些进城盖楼的农民工吧，那时坐地铁时经常会看到一帮一帮的农民工扛着被卧卷儿坐地铁，他们一上车被卧卷儿就摊一地。还有那些卖菜的，炸油条的，扫大街的，

在新加坡你要是跟别人打听农贸市场在哪，别人可能会一头雾水，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哈哈！因为这里不叫农贸市场，叫巴刹。“巴刹”一词来自马来语，意思就是市场、集市，新加坡的巴刹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的农贸市场，不过新加坡的巴刹还有一个较大的特点，就是分干巴刹和湿巴刹，一般比较大型的综合性的有买水产、鸡鸭鱼肉的巴刹因为卖鱼卖肉，要时常用水冲洗地面，地面老是湿漉漉的，就叫湿巴刹，所以一般外面有卖生鲜鱼肉的巴刹基本都是湿巴刹。这就是新加坡环境很好的巴刹——中峇鲁巴刹，我和老公1998年住在中峇鲁时，这里还是一个一层的如上图所描绘的简陋的钢结构巴刹，几年后这里就建成了一个二层楼的巴刹，在电视新闻上一讲到巴刹基本上就会拿这个巴刹做代表。新加坡的巴刹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般到了中午这些生鲜鱼肉基本就收摊了，剩下的那些还在经营的档口一般都是卖干货调料，蔬菜水果鲜花的摊位，所以要想去巴刹买东西一般上午就要去。中峇鲁巴刹的一楼是卖生鲜鱼肉、蔬菜水果还有一些廉价服装的地方！过了中午后，就只有这些卖菜卖水果的摊位还在营业。卖鲜花的档口，巴刹里的花比外面花店里的花便宜许多，两三块新币就可以买一束胡姬花。新加坡的

在新加坡你要是跟别人打听农贸市场在哪，别人可能会一头雾水，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哈哈！因为这里不叫农贸市场，叫巴刹。“巴刹”一词来自马来语，意思就是市场、集市，新加坡的巴刹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的农贸市场，不过新加坡的巴刹还有一个较大的特点，就是分干巴刹和湿巴刹，一般比较大型的综合性的有买水产、鸡鸭鱼肉的巴刹因为卖鱼卖肉，要时常用水冲洗地面，地面老是湿漉漉的，就叫湿巴刹，所以一般外面有卖生鲜鱼肉的巴刹基本都是湿巴刹。这就是新加坡环境很好的巴刹——中峇鲁巴刹，我和老公1998年住在中峇鲁时，这里还是一个一层的如上图所描绘的简陋的钢结构巴刹，几年后这里就建成了一个二层楼的巴刹，在电视新闻上一讲到巴刹基本上就会拿这个巴刹做代表。新加坡的巴刹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般到了中午这些生鲜鱼肉基本就收摊了，剩下的那些还在经营的档口一般都是卖干货调料，蔬菜水果鲜花的摊位，所以要想去巴刹买东西一般上午就要去。中峇鲁巴刹的一楼是卖生鲜鱼肉、蔬菜水果还有一些廉价服装的地方！过了中午后，就只有这些卖菜卖水果的摊位还在营业。卖鲜花的档口，巴刹里的花比外面花店里的花便宜许多，两三块新币就可以买一束胡姬花。新加坡的